抗战时期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物价管制及其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先后建立了行政院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对审查协调、督导推动物价管制政策及其实施发挥了总揽全局的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未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经济会议、国家总动员会议的经济检察工作深陷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和苛扰民间的困境,未能有效抑制违反管制政策的行为。国民党战时集权政治结构和党内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是制约物价管制成效的深层因素。

抗战后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对档案之接收

民国时期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于1940年2月在重庆成立,其成立之初即对档案搜集极为重视,认为“国史既为官修,当以政府官文书为主要根据”,而官文书类别不一,其“蕴藏最富,功用最巨者,厥为档案”,因为“凡国家要政,对内对外,原委本末,大备于是,尤为史料之渊薮”[1]p23。因此,筹委会主任张继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请国民政府“通令所属以废存档案移交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1942年陕棉征购风波

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棉产地主要集中在四块地方：陕豫区、襄樊区、湘鄂区和浙东区,其中尤以陕西的关中一带,是后方各省用棉的主要源产地。物资局督促农本局在1942年收购原棉30万市担,农本局分配到陕豫区24万市担,由此可见,能否控制陕西棉花市场,成为物资局管制花纱布成败的关键。抗战中期,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的物资日渐匮乏,物价飞涨。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

一九四四年一月 1日为鼓励侨汇及照顾侨眷,政府公布《华侨汇返国内赡家汇款外汇兑付国币办法》。除照牌价结汇外,加给法币50％。至1月20日起改为100％。 6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及邮汇局调整存款利率。由月息四厘改为六厘。 11日行政院核定,今后国内各机关团体商家凡以现款在美国购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