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童年”的探索与书写--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

新世纪儿童文学延续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念,开启了儿童文学发展的新征程。作为一种书写方式,民族国家想象介入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内部结构,为其再造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话语资源。新世纪以来,“儿童本位”观由成人与儿童的“二分”转变为相互融通。在“中国式童年”理念的观照下,深入发掘本土儿童文学资源成为作家们的共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书写规避了滑向“轻逸”的风险。立足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情境,新世纪儿童文学亟需从民族国家想象的支点来反思审美、文化等方面的症候,以此推动中国儿童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历史文化类视频建构的国家想象与认同——基于对B站《中国历史年表》的考察

随着网络视频平台蓬勃发展,网络空间中建构国家认同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以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历史文化类视频《中国历史年表》及其评论为考察对象,从幻想主题分析的视角探究观看者形成的对于国家有关历史、文明、民族三种幻想主题,分析观看者在观看的过程中对国家形成何种想象,进而形成国家认同的通路。

新时期布依族小说创作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布依族卷》为中心

“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一直是作家表现的中心。而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自我发展的要求,“民族国家观”在边地少数民族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出现于各类文学创作中。新时期以来,布依族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布依族作家以人民性原则诠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民族国家的观念发展进入了深化期。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布依族作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景观的描绘更多带上了人与社会的烙印;布依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更多地带上了“与时代合奏”的特质。

“口语”乌托邦与国家想象——论瞿秋白的汉字批判与国语批判

瞿秋白的"文字革命"思想主要包括汉字批判、国语批判和"普通话"建设几个方面,通过"汉字批判"和"国语批判",瞿秋白为"现代普通话新中国文"的推行清理了理论地基,并细致展现了其"口语"乌托邦和无产阶级"联邦制"国家的革命愿景。瞿秋白对这一革命愿景的政治核心,即联邦制国家乌托邦进行了非常主观化的阐释,特意遮蔽了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大量添加了个人的理想主义解读。

平行与交织--军政时期缅甸华人的生存策略、日常政治与国家想象

缅甸军事专政所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的疏离,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地方世界中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多重空间,生活于其中的华人,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社会网络与地方化进程,创造出与之适宜的生存伦理与实践策略,并为之寻求合理之诠释,以平衡专制、腐败与道德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矛盾与冲突。同时,通过茶馆等公共空间,华人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表达着对缅甸的归属与想象。对军事专制时期缅甸华人生命故事、生存策略与日常政治的探讨,将有益于理解当下缅甸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

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20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这既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舍,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英国16、17世纪文学中的海洋叙事与民族国家想象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开启了英格兰作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序幕,16世纪后半叶英格兰民族意识出现了井喷状态,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全球化和海洋文化转向促使英国作家采用新的视角书写海洋,通过叙述群岛故事来构建英国性,海岛民族成为英国性的核心内涵,危机和希望共存的海洋启示演化为民族政治的修辞表达。海岛意识在构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也催生了英格兰逻各斯中心主义,其他民族成为他者。此外,海外冒险使得英格兰人对海洋和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产生了相同的认知,英格兰演化为以重商主义为核心的新兴经济共同体。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民族国家想象的诉求与延续——对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的再解读

家族小说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冲击下,19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再度崛起,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坛景观。究其原因,主要有西方文化扩张、社会全面转型、家族历史命运、作家创作情感4个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家族小说通过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对精神家园的寻找重建来展开民族国家想象,为当代文学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范式。

《伤逝》:五四“新人”与民族国家想象

《伤逝》是一个具有魅惑性的意义交缠的文本,也是在鲁迅的单篇小说中被阐释最多的文本之一。综观《伤逝》研究话语,既往研究大致有三种基本范式,政治革命范式、生命哲学范式、审美形式范式。审美形式的探讨有复调说、审美距离说、音乐性、抒情话语等等,政治革命范式随着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命哲学和人性审视的崛起逐渐式微,从生命哲学角度解读的更是蔚为大观。

“以歌爱国”活动中的“青春”展演及其国家想象——基于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的358个视频

自清末"重新发现青年"并召唤"新青年"现代身份认同为始,"青春"成了一种蕴含着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策略。"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歌活动以"献歌新中国七十华诞"为主题,是"以歌爱国"精神传统的当代展演。教育部政务新媒体"微言教育"发布的81篇活动推文及其所含358个视频,通过听歌与"看歌"的视听化表达、"老中青幼"师生群体的歌者形象和脚本化的歌唱影像叙事,联结个体与国家。"青春"不只是一种群体的代称,而是一座特殊意味的时代广场,不同身份的人们跨越时空相逢于此,凝聚起磅礴的爱国力量。

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申报》电影传播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想象

"20世纪前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个人、社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电影生产和电影传播的关键命题;欧美电影的放映及国产影片的‘欧化’,在中国观众中所造成的民族认同的‘焦虑’和‘缺失’,不仅对中国电影的生产提出了严肃的吁求,而且对中国电影的传播给予了更高的期待。"但是,"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李道新:《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和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期)

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

寓言叙事与人类历史如影随形。20世纪以前，寓言叙事的象征阐释系统是传统的、确定的，20世纪以来，叙事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性的复杂使其象征阐释系统也变得多元和不稳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使现代性叙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问题，现代性想象不仅持续地统摄着中国文学，也规约着作家的叙事想象和叙事自由。

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

晚清小说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呈现出多向性特点,有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和对立宪政体的赞颂,有对共和政体的抨击,有对"文明专制"政体的向往以及超越地球的极端想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政治氛围使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有关,也不能忽视梁启超的理论倡导与小说创作的影响。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启迪后人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建设民族国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借鉴。

谈“反正”——对《白鹿原》中民族国家想象的思考

文章运用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新的理论来重新审视《白鹿原》中的革命内涵。主要从发生在白鹿原上历次革命、参加革命的革命者、传统文化三个方面剖析革命的目的和实质,从而展示作者对民族国家出路思考的主旨。

构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浪潮——红色《红岩》和《红岩》红色

文章通过对《红岩》中英雄人物的评论,一方面高度赞扬了他们为构建民族国家而掀起的巨大革命浪潮;另一方面也咀嚼了巨大革命代价后的酸楚,从而引发人们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再思考。

“有用之用”——民族国家想象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在上半叶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勃兴,与其所承载的"有用之用"这一现实的功利性息息相关。在动员全民族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一开始便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文学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利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华盛顿·欧文小说的空间叙事与国家想象

华盛顿·欧文小说经常回溯到遥远的过去,讲述具有神怪或喜剧色彩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文对现实和政治漠不关心。恰恰相反,欧文在小说中将自身的种族观念、历史意识与政治倾向等通过独具特色的空间叙事方式较为隐晦地表达出来。欧文小说的叙事空间分为多个层次,黑人与印第安人被放逐到外层叙事空间或超自然的传说之中,而白人则穿梭于具有超自然元素的荒野与代表现实的城镇空间,探索自身的历史,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温克尔、海立格尔等男性主人公作为"美国人"的象征,其经历与思想昭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美国所面临的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国家想象的矛盾与冲突。

群体的“娜拉”——20世纪20年代的女影星与民族国家想象

回顾20世纪20年代活跃在中国影坛的几位女影星的人生遭遇和艺术创作,可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她们所塑造的银幕形象与恶势力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她们的坎坷经历和艺术追求,包含着隐形的大众神话和民族国家想象,也是"五四"一代人向往娜拉式"自由意志"的现实表现,对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末代“义马”与动荡年代民众的国家想象——关于李学辉《国家坐骑》的一种阐释

《国家坐骑》沿袭了李学辉小说惊世骇俗的风格,书写了凉州大地末代"义马"诞生、成长、死亡的全过程。通过"义马"这一符号,作者详细考证了清末民初凉州民众的家国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的破灭过程,呈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蕴。小说远看苍茫浑厚,近则温润细腻,拟人与拟物的大量运用成功实现了人的物化与物的人化之间的转换,冷峻奇崛的语言渗透着作者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这些看似相悖的表象实则都有其深层的自恰,呈现出李学辉小说独特的美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