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中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应对

元宇宙本身特有的去中心化与高度的虚实交互属性给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异化个体价值、弱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颠覆哲学世界观等风险。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掌握元宇宙话语权、打造中国特色元宇宙体系,精准布局元宇宙生态圈、把控需求侧与供给侧动态平衡,对于我国化解可能存在的元宇宙意识形态风险,落稳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助推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三维探析

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和谐稳定。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治理高度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治理在手段方式和内容属性上互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可以丰富发展和维护净化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助推国家意识形态治理,要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精心构建自身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上下功夫,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下坚实基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其重要保障。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有所失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美国纠集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的态势,对我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如意识形态斗争局势愈发严峻、斗争领域逐渐扩散、斗争方式更加复杂。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从增强制度自信,坚定灵活地应对来自部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把握意识形态斗争原则,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凝聚政—学—媒多方力量,合力应对来自西方全政府—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竞争;创新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与方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入手,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从语言规划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基于马克思主义语言社会学的分析

语言规划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安全命题。语言规划通常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语言活动,主要包括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生态规划等。语言本体规划是指对语言内容、形式以及功能等所进行的规范活动,在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培育过程中捍卫语言本体的纯洁与健康,并在语言逻辑层面佐证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语言地位规划是指对语言用途、功能以及地位等所进行的配置活动,在选择通用语言、维持民族语言、修正地方语言以及同化外来语言中法定主体的语码态度,从而将国家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权力界写入到主体思维域。语言习得规划是指对语言之控制语境、指导语境、人际语境、想象或创新语境等的建构,促使个体逐步褪去自然存在的外衣,逐渐成为自为的社会主体,并以其主体性功能强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语言生态规划是指对语言生态体进行的认知、调控、变革的活动,探索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建构起平衡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并且以语言生态安全支撑起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

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分析框架与实践进路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空结构中,意识形态领域中或隐或显的风险挑战也陡然增多增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系统论视域中看,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包含防控的主体、目标、场域、技术手段和外在支持等结构性要素,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内在特质。学界应秉承宽广的学术视界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意识,挣脱那种单向度的因果决定论和仅仅着眼局部的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分析方法,依循非线性思维和系统分析方法,科学建构和锚定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防控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显然是一件极具时代质感和现实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后疫情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形势与策略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愈益显现,极大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揭露了错误思潮的价值虚伪性。只是疫情所引发的思潮涌动,也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挑战:思想文化领域纷繁多样且多变、网络媒体技术发展使意识形态治理难度加剧、错误思潮经理论掩饰和生活渗透等方式形成“顽疾劣根”。后疫情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保稳,适应新形势诉求承担起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要求进,总结实践经验规律以抵制错误思潮;要蓄势,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四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梳理国内外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研究在高校的思想阵地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并比较其效果。再从四川高校的角度出发,对比四川高校中所蕴含的区域特色所带来与其他非驻川高校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

微空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体系构建

微空间是指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交流平台。作为用信息符号展现现实世界的媒介空间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微空间在提高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形态辐射力等方面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巨大机遇,同时微空间的治理缺位也给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此,我们要正确评估微空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双重影响,探讨微传播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式、机制与现实路径。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高校智库的功能与实现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存在两个"脱离":一是"思想"与"现实"的双重脱离,即"思想"脱离"现实"与"现实"脱离"思想";二是"主体脱离",即理论工作者与实务工作者、专家学者与党政领导、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脱离。意识形态建设是"思想"与"现实"、"知识"与"权力"的统一,高校智库是勾连意识形态建设中"思想"与"现实"、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的重要通道。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高校智库在彰显意识形态建设理性权威模式、建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培养意识形态智库人才等方面可以发挥独特功能。专业化、国际化、独立性,是高校智库有效发挥自身功能的三个关键环节。

美国智库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美国智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多端主体中的重要角色,从纵向历史来看,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化契合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从横向视角来看,智库深度参与政治体系运作、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积极进行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搭建思想共识平台,以及借由"旋转门"机制,积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等,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扮演着愈益积极的角色。尽管制度属性有本质差别,但美国智库深度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举措,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专业化为趋势,政府主导建设特色智库方阵;以职业化为标准,营建智库人才成长和流动机制;以多样化为布局,多管齐下扩展智库的影响力;以专题化为突破,集中攻坚意识形态治理瓶颈。

论魏晋经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魏晋时期,虽思想多元,但经学化的儒学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以申商之术"拨乱",又以儒家教化"治定",是曹操的基本治国方针;试图全面恢复两汉经学传统,重构儒学的社会伦理秩序以及以经学化儒学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曹魏至西晋前期国家政治的基本特点;西晋元康之后直至东晋,虽内忧外患频仍,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并不成功,但建构以经学化儒学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却始终贯穿于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意图之中。魏晋国家意识形态的这一特点,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学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中,两汉儒学的经学化是最直接的历史动因。也就是说,唯有"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才能使儒学与国家政治建立一种稳固关系,因此儒学的经学化是实现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基本路径。

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相互转换的桥梁,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起着"晴雨表"和调节器的作用。当前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影响力增强,分化趋势加快,彼此间相互影响增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愈加复杂。有效疏导社会思潮的根本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的感召力。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不稳定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凸显。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构成了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不稳定因素的国家大环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不稳定因素给当代大学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观念淡化、媒介素养缺失。基于此,要努力探索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策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承和创新意识形态教育内容,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坚守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功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中国话语国际表达论析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中国话语国际表达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目前,中国话语国际表达面临"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存在"话语贫困"的现实问题,呈现"表达滞后"的客观境况。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就要善于打造融通中外的普适性新话语,构建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主体合力,创新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传播形式。在增强中国话语国际表达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实效性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逻辑

新时期,加强供给端改革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依据。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方面存在供给主体的非单一性、供给内容的非对称性、供给方式的非科学性等问题。为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迫切需要实现供给的有效性、供给的均衡性和供给的科学性。

论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与实现“引领”功能的基本方式——兼论六十年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引领成功经验的理论解读

从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两个核心概念入手,阐述国家意识形态"高势位"建设的主要依据和基本内涵——"高势位"国家意识形态的五种品格:真理性品格、民族性品格、时代性品格、包容性品格和开放性品格。阐述了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两种基本方式:第一,"价值共识"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共识"建设引领社会思潮;第二,"价值整合"方式,即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价值整合"引领社会思潮。同时,还阐述了"合法性"建设对国家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支撑价值和建设方法。

胶合与同构:劳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

从开国功臣、建国功臣到先进生产者,到政治性的红色劳模,再到实干家劳模,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短短40年间,劳模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模形象变迁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之间不断发生着胶合与同构,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左"倾思想的发展也越来越显著。从这一问题的反思中我们认识到,作为沟通国家意识形态与民众意识的桥梁,劳模建构过程不仅要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领导,还必须参照民众意识的需求,取得他们的认可和认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劳模群体价值的最大化。

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全球性扩张与侵蚀所形成的“强势文化”态势,挑战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价值原则,适时整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创建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体系,是实现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的契机。

国家意识形态合法化下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依赖于它的合法性。离开了合法性,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和发挥也就失去了条件。合法化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表现为:掩蔽和粉饰功能;为政治统治“合法性”进行论证的功能;教化功能;组织和动员作用;团结和整合作用。

安全学视域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网络风险及防卫对策

网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网络文化交往中,文化商品的泛滥、文化权力的滥用,导致了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为此,要加强网络文化交流中的风险预警,制定网络文化冲突中的攻防策略,重视无形较量,灵活运用信息进攻与信息防御两种战术,不断提高国家信息攻防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