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属性、群体排斥与国家支配——教育公平分析的三种路径

教育公平分析拥有三种路径,分别是个人属性路径、群体排斥路径和国家支配路径。自由主义及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与第一种路径有关,韦伯主义及后期的新韦伯主义学派与第二种路径相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及后期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第三种路径相关。这三种路径对于解释教育公平的核心影响机制各不相同:个人属性路径将学校作为教育公平的重要制衡器,以表明教育获得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个人在智力能力和选择能力上的不同;群体排斥路径强调学校本身便是排斥机制,将眼光放在以阶层、地域、利益群体等为主体的各种排斥机制上,认为正是各种排斥机制的存在阻碍了教育公平的推进;国家支配路径侧重国家分配教育资源、调整教育政策的宏观结构关系与权力关系对教育公平的直接影响。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刘行玉著《地景制作、空间支配与国家转型: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评介

中国城市研究在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中有着各自的主题与目标。历史学者力图呈现城市历史面貌、探寻城市变迁规律,社会学者对中国城市的关注多致力于城市问题的解决和城市治理的完善。融合历史与当下、自然与社会的整体研究在中国城市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都鲜得一见。其中既有学科界限的壁垒,也有理论与方法的限制。

德国公营事业对中国国有企业类型化之启示——以判例与立法为中心展开

准确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对深化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国内目前单维度的分类理念不足以解决国有企业多元功能特性的定位问题。因此需回归国有企业"特殊公司法人"的本质,寻求新的国有企业类型化标准。基于对德国公营事业概念及制度的考察,可以发现德国公营公司与我国国有企业的相似定位和问题。以德国经验为借鉴,"新资本结构说"可作为国有企业类型化之新标准。在此基础上,"单核心、双轨制"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构建得以提出,国有企业多元功能特性也可以被更加清晰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