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视域下农村“生活治理”的实践研究——基于华北F村的田野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集中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调控能力的提高。国家发展取向从生产本位向生活本位的转型,推动农村“生活治理”的出现。农民日常生活的开放性与权威缺位,形成了国家介入的正当性与耦合性。农村日常生活领域,规则力量与非规则事务、刚性管治与软事务间的冲突,要求“生活治理”不仅要有中间载体,也应当是软治理。通过规则嵌入的实践,“生活治理”实现对农村社会的知识再造与制度构建。基于此,“生活治理”在重构日常生活权力的基础上,实现日常生活权力的国家化。

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乡镇政府负担的生成逻辑——基于中部地区石镇的案例研究

厘清乡镇政府负担的生成机制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乡镇政府负担问题背后的生成逻辑关注不足。本文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采用“国家—乡镇政府—基层群众”三维分析思路尝试阐释这一问题。以H省Y市石镇为例,国家通过多中心工作模式形塑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两条路径显著提高了对乡镇政府的监控强度,保障了国家意志与基层群众诉求的有效实现。同时,也由于内嵌其中的“功能强化”与“治权弱化”内在张力的加剧,导致乡镇政府负担加重这一非预期后果。乡镇政府负担加重,其背后是国家政权建设对国家、乡镇政府与基层群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的新一轮深度调整。这一调整遵循国家利益与基层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在国家与基层群众的双重监控压力之下,乡镇政府的弱势地位更加凸显,乡镇政府的正当利益不断流失,未来的基层体制改革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以求相应的解决之道。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中国化研究:文献述评与未来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求索国家政权问题,关于国家政权的起源、本质、形态、趋向等观点的论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提供了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国内学界始终高度关注“国家政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中国化为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基本理论、历史演进、理论成果、基本经验等方面,全景式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学说及其中国化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发展性,但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以加强整体性。学界应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基于“两个结合”的创新机理,挖掘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创性思想,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体系,探究贯穿其中的方法论,并立足新时代党政关系的演进,把握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协同互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想动力。

政党主导型的国家政权建设研究——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逻辑分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机构经过一系列改革,得以持续优化,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亟须破解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党于2018年进行国家机构改革。这场改革通过增强执政党的统合力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统领,进而破解国家机构运行的困扰性难题,实现政权建设的政治目标。政党主导型的国家政权建设构成了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逻辑。

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问题——国家政权系统与西北地区治理

“西北问题”是指制约西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破解“西北问题”这一难题,加快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决策层、理论界乃至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而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问题”,首当其冲的一是国家政权系统对西北治理的状况;二是西北地区治理的特殊性。

章太炎国家政权思想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是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目标。但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上 ,章太炎却与其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观点不一 ,尤其是对西方的代议制 ,章太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并提出了独特的国家政权理论。本文从章太炎对代议制的批判以及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构想中 ,分析了章太炎国家政权思想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消极性。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中美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互动及其比较研究

每个国家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教育并将之视为共同体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就决定了各国民族教育和国家政权之间互动关系的存在是必然的。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在明晰界说"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以这两个概念为基本主线,分析了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关系,并从互动过程、互动结果和互动前景等三个方面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了学理上的比较。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通过考察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主导型的支撑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开始以弱化或绕开乡村组织及乡村常规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国家基础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匹配,单向度建设往往造成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局。鉴于乡村常规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可以有效契合,为推进乡村社会中现代国家建构,应重新重视和启动乡村常规权力建设,并使之与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有效衔接。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单位制和社区制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两大重要模式。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变迁,实质上是城市治理结构从全能空间向合作空间的转换,同时也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

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湖北荆门J村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必须回应自上而下规划的社会变迁与自下而上乡村性质变迁的要求,村组两级组织的接点治理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保证村庄社区的有序稳定,有效表达村民公共需求。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覆盖型的接点治理模式,还是农业税时期结合型的接点治理模式,都是正式权力嵌入地方社会的有益尝试。后税费时期的治理接点被弱化甚至瓦解,使原来的国家-接点-农民关系变为官僚体系与农民的直接打交道,它带来基层组织的脱嵌化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只有重塑治理接点的权力性质,实现其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使合法性与合理性兼具一身,才能呼应并协调地方诉求,促进国家政权建设稳妥推进。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国家政权建设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稳定性最为缺乏的国家之一。它连续两次经历了国家政权的非制度化更迭,反映了其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着严重问题。虽然独立后为国家政权建设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政府绩效低下、国家政权制度化缺失、有效性不足、合法性危机重重,国家政权建设任重道远。

嵌入式治理:国家政权建设与村落自主性关系模式的再审视

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背景下,如何达到国家治理目标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平衡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案例分析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执行等方式嵌入乡村社会以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也面临着村落社会内部自组织力量的反嵌,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场域中特有的嵌入式治理模式,由制度情境和关系情境所建构的情境再造是该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所在。在制度情境中,基层政权在村落社会结构的作用下选择以规则融通的方式变通性地执行上级政策以推进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关系情境中,村落社会内部的小集团基于社区记忆和共同利益激活和强化村庄社会关联,增强了群体的一致行动能力,并通过对国家权力的反嵌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国家制度规则在乡土社会的地方性执行和村落社会自组织的积极应对,嵌入式治理为构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模式。

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 ,保甲制度是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和管理的手段 ,而团练源于保甲。通过对团练组织、功能等方面发展流变的历史考察 ,可以看到 ,随着基层社会自身系统发展的趋于成熟 ,团练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作用日益突出。清中后期 ,团练势力的崛起 。

新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文化解读——兼谈乡村社会变迁与国家政权建设

目前学界对中国农村政治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见解,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析框架是从西方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研究;在中国,国家与社会是相生相依的,双方共同造就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地方秩序中,农村基层干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们富有中国乡土性特征的实践构建着普通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也塑造了不同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独特性。本文通过剖析农村基层干部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实践,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特征,用更深层次的学术分类揭示新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转向。

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

2 0世纪初以来 ,国家政权建设就是我国现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前半个世纪 ,由于不能消除赢利型经纪体制 ,各种国家政权试图进入乡村社会的努力都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新政权成立以后 ,国家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国家政权直接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 ,实现了政治的一体化 ,虽然摧毁了旧的经纪体制 ,但也毁坏了乡村社会传统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村民自治则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 ,通过它国家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

地方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与反思

文章从地方社会视域中反思国家政权建设实践的区域差异,指出国家政权建设应突破单向度的国家进入-地方回应框架,实现国家性力量与社区性力量的均衡。通过对不同区域基层治理状况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我国基层治理表现出均衡与失衡两种治理型式,均衡型治理存在于宗族力量较强或村民小组完备的地区,缺乏上述社区性力量的地区则陷入治理失衡的困境。这些差异的存在要求国家政权建设应摆脱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选择统一又有区别的建设路径,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稳定。

村民自治的行政化与国家政权建设

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承担着大量不能给村民和社区带来直接收益的事务。这些事务实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其成本却由村民来承担,由此导致了激烈的干群冲突。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不再承担这些费用,但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依附性却更强了。村民自治对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存在着下降趋势,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实现它与村落社区的文化——社会联系。如果村民自治不再是一种国家和村落社区健康互动的有机联结平台,通过它来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最初目的能否顺利实现,就值得检讨和评估了。

“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政治变迁

运用“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可以透视中国乡村政治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了解中国乡村政治的真实面相。中国的乡村社会可以划分四个阶段:传统时期是从乡绅主导的自治体制、晚清民国时期的混合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则实现了从带有理想色彩的人民公社体制向现代性的乡政村治体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