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研究

本文在家庭和政府资源约束情况下,最大化国家效用函数,分别得到了平衡增长路径中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和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根据"巴罗法则"进行经验研究,得到我国政府投资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8.5%,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最优规模为占GDP的21.7%;根据模型的结果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家效用目标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充分表明,国家效用目标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国家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扩大或缩小整个制度选择集合,来选中或剔出保险制度;以政策、法规为工具,收缩或扩大保险制度。本文通过构建国家效用函数,探索国家效用目标在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变迁研究——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我国渐进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为了控制金融资源而对国有金融机构提供了国家信用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政府有意用更加符合市场原则的显性存款保险取代政府隐性保险,但从1993年提出直到最近才有实质性的进展。从隐性保险到显性保险的转变,是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变迁景象。分析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可更好地为实施相关的政策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正规农贷最优解与动态路径:一个国家效用的公共选择视角

在分析小农融资行为的基础上,本文将国家效用引入农户正规信贷研究。国家推动农户正规信贷的目的是平衡国民经济发展、缓解小农生存压力,本文使用金融算法和公共选择算法计算了农户正规信贷最优解。公共选择视角下,农户正规信贷最优数量取决于国家经济增长偏好和小农生存压力感知系数。农户正规信贷同时会造成国家效用损失,在长期农户正规信贷增长率将趋向停滞,这一结论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持。国家效用损失函数说明,负效用最终会使国家放弃信贷支农,国家对小农的支持必须寻找其他途径。

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中国保险制度变迁评析

现代保险业是一种提供风险保障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由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国家在保险制度选择中的主导地位。本文运用国家效用函数分析我国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因,研究发现:国家产权垄断程度越高,国家的控制成本越大,国家效用值就越低;而市场化程度越高,竞争主体的创新能力越强,带来的国家效用值也越大,这也是中国保险制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功实现从高度垄断向多元化竞争转变的真正动因,也是中国保险制度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理性选择。

国家效用函数视角下我国资本市场“管束均衡”到“博弈均衡”的转换

一个制度安排的初始功能、效率评价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的顺序必须考虑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在整个金融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下,我国资本市场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功能与效率评价必须复制于国家效用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制度的变迁方向要考虑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对制度环境的认知反馈。

论中国股市制度的变迁——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动态分析

本文在参考学者们业已构建的简单国家模型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国家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股市制度变迁中的国家效用函数,并利用这个国家效用函数对中国股市制度的变迁做了一个动态考察。

公共领域中的投资者权益与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国家效用函数

我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保护制度仍处于缺位状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构建资本市场的效用函数。作为资本市场制度建立的主要推动者,国家需要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转嫁改革成本。随着外界约束条件的变化,国家应调整自身效用函数中变量的偏好顺序,供给作为资本市场基本制度之一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其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国家效用、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和前后阶段改革的划分

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不仅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决定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也制约着政治体制改革。根据非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可以2004-2005年为界，将中国的改革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国家效用偏好与超额货币供给:基于非均衡计量系统的估计

基于国家效用偏好函数,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偏好在内的货币供求非均衡计量系统,对我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的加权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显示,我国货币市场存在着显著的非均衡现象,国家效用偏好使政府在货币化进程中获得了大量的金融收益,这些成为推动超额货币供给增长的重要诱因。因而,控制超额货币引致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一方面需要规范我国债券市场的承购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货币政策对投资领域的结构调控。

论民营银行成长的逻辑——一个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分析框架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具有政府强制性与渐进式等特征,因此从国家金融方面的效用函数结构变动的视角来探究中国民营银行的成长逻辑,无疑是关键和有益的。运用规则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与制度变迁原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国家效用函数,并从此效用函数的动态变化,论证中国民营银行成长的内在动机与逻辑。

国家效用函数下的存款保险制度绩效评价

我国在2015年5月推出的存款保险制度需要一个合理的模式对其进行绩效考量,这一考量依赖国家效用函数的正确构设。构建了同时考虑"基点"和"效用变动值"的国家效用函数,将其分解为社会利润效用、稳定效用、发展效用、政府利润效用四个子函数。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使国有银行效率损失减少,而使其他银行效率损失增加,但只要前者减少的程度大于后者增加的程度,存款保险制度都是成功的。通过对国家监管部门与存款保险机构的博弈分析,论证了异于传统观点的"只要存款保险机构放松警惕,政府监管部门就必定选择调查"的策略,并给出了相应的参考建议。

农村金融放松管制的动力机制——基于国家效用函数的分析

现有关于农村金融放松管制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策层面。本文通过构建国家放松农村金融管制的效用函数,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放松管制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在转轨经济中,当影响国家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因素突破国家承受底线,进而降低国家效用时,国家会做出放松管制的决策。随着转轨经济的完成,国家效用函数会从租金偏好转为效率偏好,这会带来进一步的放松管制,以提升农村金融效率。

风险视角下的产权与国家效用:以保险业为例

国有保险产权并非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在保险业并不存在先验性优劣之分。现阶段的国有产权扩张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效用函数动态优化路径之一,有利于强化保险业的社会稳定器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顺利转变,同时引导保险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化解潜在风险。

风险视角下的银行产权与国家效用

1997年以前,商业银行向体制内企业提供的信贷资金可以被视为财政注资,同时银行业也积聚了金融风险。然而,国有银行产权并非必然导致金融风险,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在银行业并不存在先验性优劣之分。国有银行产权存在的原因是居民部门缺乏信用,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需要。现阶段我国银行上市是改革方向,但国家要有充分的准备应对金融风险。

基于国家效用函数视角的存款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对二元结构的国家效用函数进行扩展,构建了包括租金偏好、效率偏好和安全偏好的三元结构国家效用函数。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效用函数中赋予三个目标变量的权重也在发生着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家追求租金偏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效率在国家效用中的权重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效率得到释放的同时,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金融安全成为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由此决定了我国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从隐性到显性的制度变迁过程。

理解国家行为:一个基于相对利益的国家效用函数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行为和国家间互动关系正发生深刻变化,国家在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目标和效用呈现更加复杂多元的新特征。如何用科学方法准确地定义和衡量国家效用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相对利益的国家效用函数,阐述其基本性质和现实含义;随后建立短期策略选择模型,刻画国家在离散策略空间下的优化决策问题,剖析国家偏好不变情形下一国在短期的理性策略选择过程,并通过示例性的两国博弈问题论证“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式策略的合理性;最后构造包含三类不同国家偏好(“政治主导型偏好”“经济主导型偏好”和“平衡型偏好”)的长期战略决策模型,展现不同偏好下国家效用水平的动态变化,并通过设想的K国案例分析一国如何通过关键时期的战略转型来实现国家效用的全局优化。基于相对经济利益和相对政治利益构造一个统一的国家效用函数,有助于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决策和大国博弈等重要问题进行较为严谨的定量分析和科学判断,优化国家在策略选择和战略转型中的决策过程。

国家利益效用视角:周恩来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原因探析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首先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并非不重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而是综合衡量国家利益效用后做出的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结果。具体来说,这是反对苏联霸权、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是打破外交封锁、拓展外交空间的需要;是缩小台湾国际活动空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需要;也是短时期内无法彻底解决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明智选择。

公司治理、国家退出及其约束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解释框架

国有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在渐进改革的初始阶段国有商业银行难以实行商业化、市场化改革,银行的国家控制是国家从银行退出的逻辑起点,以注资和消弭不良贷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退出约束的弱化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前期改革,而目前以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是注资、不良贷款消弭的必然结果。随着国家的逐步退出,国有商业银行也将逐步过渡为一般意义上的商业银行,管理和规范一般意义商业银行的制度安排的建立和重构,就构成了下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

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量化的新思路

本文回顾了现有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量化方法,分析并指出了各自所存在的缺陷,进而类比经济学核心概念的量化途径,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的量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