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治理结构何以生成?——基于渝东某国家级非遗的案例分析

既有研究从政策与实践的角度集中探讨了国家文化治理,但未能充分揭示国家文化治理结构何以生成。基于制度工作视角,通过渝东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案研究,考察国家文化治理结构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一方面,国家通过政治工作及其与关系工作的嵌套,构建了正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并使之运转;另一方面,精英传承人借助边界工作、关系工作与政治工作间的嵌套,促进了渝绣的遗产化和产业化。国家与文化行动者的互动最终生成了“核心-半核心-外围”的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在力量对比关系不完全对称的条件下,异质性的制度企业家得以通过嵌套式制度工作和合作,促使一个新兴国家文化治理结构的生成。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人类财富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文化产业被认为是最能体现这一价值追求的实现方式。于是,文化产业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和全球化治理的层面上便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文化工业论",转而成为用以克服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中国在经历了政治治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治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正在走向文化治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克服与解决国家发展困境,建构国家文化治理,成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和新维度。国家文化治理的核心在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

论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次深刻的制度优势建设和能力优势建设的过程,必将同时从内外两个方面提出对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的要求。国家间制度竞争的本质是国家能力竞争。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具备与否直接影响和规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优劣。实现不同地区文化治理能力均衡优势与充分优势,在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推进中国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在人民自觉的文化治理进程中实现中国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将从根本上在新一轮国家制度与战略能力竞争中赢得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于技术和制度协同创新的国家文化产业治理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文化产业创新的核心要素。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技术与制度偏离的短板效应折射出协同的重要性。文化产业制度创新不仅应适应技术创新带来的变革,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前瞻与启发作用,还应主动构建全新的制度体系,以催生、牵引文化产业各行业的革命性变革。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是内生制度与外生制度的交互作用与演进,呈现为技术牵引下集聚创新的内在规律,并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交互作用下推动文化产业不断跃迁。构建基于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的国家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将双向度的治理目标、前瞻性的治理制度、五位一体的多元治理主体协同、现代化的文化产业治理方式有机统一,提升国家文化产业治理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文化治理的五个着力点

社会参与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特征,作为社会方面主要代表形式的社会组织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要更好地界定其治理地位,引导和促进其更为积极地参与国家文化治理,需要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第一,认清政府干预的底线。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明确政府权力责任清单。第二,发展公民文化权利。作为公民权利重要内容之一,发展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有助于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国家文化治理。第三,确立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治理的合法性。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文化治理要获得公众的同意,要得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支持。第四,促进公民参与法治建设。公民参与法治建设为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文化治理起到了便捷、保障、促进和规范作用。第五,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和大数据的影响。社会组织参与平台更为广阔,与政府之间沟通更为便利,参与文化治理更为科学。

国家文化治理视角下的重大主题创作研究

以国家文化治理视角观之,重大主题创作既可以建立鲜明的爱党爱国的所属感导向,体现艺术工作者应有的使命与担当,又可以借助传统的弥合张力建立起对历史、民族的认知,满足社会情感需求,服务国家形象塑造,还可以从多个维度唤起公众的社会情感,为负面情绪“归因”提供平台,抚慰大众情感,形成相对客观的认知。因此,有必要在国家文化治理视角下对重大主题创作进行细致研究。

转型期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困境与破解

西方发达国家在近现代的两次转型中普遍遭遇过国家治理问题,可以说,转型治理困境是大国崛起所必然经历的社会阵痛。然而,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情况综合影响下,转型期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治理面临着特有的问题和挑战。具体而言,中国面临着主流意识形态模糊消解、核心价值观迷失以及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等文化安全困境,而造成上述文化安全问题的原因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侵蚀、转型期社会内部问题的加剧以及全社会普遍的文化不自信。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理论层面明确指导思想,在实践层面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破解转型期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危机。

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文化强国”成为我国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形成了对以往文化改革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目标的集成性概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新要求,第一次从国家规划层面提出了完成文化强国目标的时间表。“十四五”及未来十年,我国传统文化行业体制将迎来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要把握数字信息技术的机会窗口,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关系的多维建构与阐释

国家文化安全治理作为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核心议题,不仅内生地涵盖了国家主体与人民主体的本体论关系,也本质地内含着新时代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价值论建构,还逻辑地衍生出文化自信自强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论主张。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既要放置于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相互转换演化的分析框架,也要厘清和阐释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本体论关系、价值论建构和方法论主张。坚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宗旨,推进文化守正创新与文化自信自强,构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技术网络,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创新力和传播力。

安全、女性权利与法律:网络舆情中的公众话语——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网络舆情中的公众话语是网络领域秩序的重要表征,其背后的诉求和价值取向反映和形塑着网络领域公众表达的基本框架,认真对待网络舆情及其中的主要话语是推动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在呈现网络舆情统计学特征基础上,发现安全、女性权利和法律是网络舆情中的重要声音。研究发现,这些声音及相关讨论反映了公众对暴力的底线容忍、对国家扫黑的支持及对公共安全的期待,公众女性权利保护的诉求策略及围绕性别区隔表达方式的对阵,公众围绕法律保护谁及法律的功能等问题的争论。基于此,认真对待网络舆情须关注舆情中的主要话语及其背后的公众诉求和价值张力。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s the Party＇s governing system,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ourt system and the procuratorate. Judicial power is neutral, passive, independent and final, features that reflect the irreplaceable nature of its role in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growth of judicial power is diachronic, complex and evolutionary, which means that its construction will be a tortu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functions of judicial power in China and their immediate results, we should fix our gaz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by taking checks and balance as the principle in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rights protection as the heart of the operation of judicial power, taking harmonious operation as the standard for guaranteeing judicial power, and cultivating legal 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supporting judicial power. In optimiz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tself, we should strengthen its functions of adaptation, integration, goal attainment and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