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的几点思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是刑法确定的新罪名 ,对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表现 ,严重不负责任 ,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失职行为 ,为某种利益而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不构成本罪。对国家利益的损害不能局限于现实的直接的经济利益 ,要作广义理解 ,同时要适当提高本罪的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相关行为和需求调查

目的 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健康状况、相关的行为和对健康促进的需求。方法 2 0 0 2年 9月对北京市西城区辖区内 4所国家机关的 844名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患病率前 10位的慢病为颈椎病、高脂血症、脂肪肝、痔疮、慢性肠炎、高血压、骨质增生、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慢性支气管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健康促进的需求较高。结论 应该在国家机关工作员中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

在刑法规定渎职罪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渎职罪主体的适用问题做出了扩大性的立法解释,这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做了广义的解释。外延的变化必然影响到内涵的界定,关于渎职罪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本质论也需刷新,即应坚持以具备资格为前提,以拥有职责和职权为基础,以职务名义从事国家管理、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公务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

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为探寻刑法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当而科学的判断标准,我们提出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质的“公职论”,探讨了“公职论”的法理根基与政治学基础,并进行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学释义与分类。

“78斧砍妻案”中“冷血局长”该判何罪?——关于在刑法中增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见危不救罪”的建议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道德方面的问题 ,提出在《刑法》中增设“国家工作人员见危不救罪”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文从新刑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出发 ,对刑法中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各项罪名进行分析 ,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 ,并运用这一标准对有争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界定。

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赔偿的心理阻却及对策

1994年5月12日通过,已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深刻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与宪法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因此,认真研究《国家赔偿法》实施问题,探讨排除《国家赔偿法》实施障碍的种种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笔者认为,目前《国家赔偿法》实施方面的最大阻碍因素不在立法本身(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该法自身的完善)。而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赔偿的抵触情绪,也即心理阻却。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规定作出了重大调整,除在1979年刑法的罪名基础上,对贪污、贿赂、渎职等类犯罪进行了归类、细化外,还吸收了1979年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单行刑法中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规定,在体系上形成以刑法分则第八章贪污贿赂罪、第九章渎职罪、第十章军人违反职责罪为主。

试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文从新刑法确立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出发·对刑法中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各项罪名进行分析，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归纳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核心标准，并运用这一标准对有争议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界定。

渎职罪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之反思

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1997年刑法全面修改时有意为之的立法革新举措,在良善的立法用意之外还有适应社会转型的重要考量。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概念本身无法与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以及现实国情相匹配,有权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实需要的同时,也撕裂了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联系,而且也并没有使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得到解决。在渎职罪法网日趋细密的大背景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迟早要退出刑法的舞台,但是在法律修改之前,必须对其解释的扩大保持必要的克制,否则必将走向刑事法治的反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事司法识别

在刑事司法中,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识别,应与行政法秩序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确认标准相一致,坚持行为的国家职权性质,从而表现统一的法秩序。现行刑法文本和立法解释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入罪识别标准是身份论与职责论并行,与行政法原理解释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不符。立法表达的身份说和职责说易于入罪判断。司法案例的识别标准是以入罪为目的,从身份说转向职责说和职责身份综合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刑法识别应坚持行为职责说,摈弃身份说和委托说,并应考量行政职责合行政法要求。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兼职和挂职制度下的出入罪案例分析,确立行为职责与职责合法性双重审查,有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探究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也是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 ,并给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影响的行为 ,研究这个问题是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 ,也是加强政治体制改革 ,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成人员及公职人员三者区别在哪——兼谈人大代表身份之界定

朋友圈有专家学者提出课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履行公职人员,这三个概念有何内涵和外延,区别在哪?各级人大代表身份又如何界定?下面,笔者结合地方组织法、选举法、监察法、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作一分析探讨。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标准

如何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把握行为人是否有权执行公务和拥有相应的管理权限与功能,而不仅仅从形式上进行判断。

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责任制度的思考

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责任制度的思考张铭，高在前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迫...

人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必须强化

据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2006年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623件。其中，中纪委查处省部级干部13名，检察机关查处厅局级干部202名。这些人不少是人大常委会任命的。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案件都是经群众举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检察机关查处的，没有一件是人大监督出来的。对此，社会上不免提出质疑，“人大的监督到哪去了”。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探讨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侵权包括行政侵权、司法侵权和其他侵权，又可分为积极侵权和消极侵权。其侵权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等要件。其赔偿责任的特点是：对于人身侵害，赔偿标准是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对于财产损害，规定具体的赔偿范围，无具体规定的按直接损害赔偿；对于其他损害，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

关于代表约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代表约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正在从一种简单的法律规定演变成为一种基层人大工作中的规范的监督形式。因此,我们有必要做些梳理和探索。一、代表约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依据代表可以约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代表法的规定。代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代表进行视察,“可以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被约见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或者由他委托的负责人员应当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除此之外,关于代表约见问题,并没有更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