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的再教义化:民主原则对国家权力横向配置的规范要求

对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传统通说——“议行合一”的争论,不能脱离对宪法上民主观的理解。“议行合一”集中体现了特定社会理论中的直接民主式民主观。1982年宪法修改不仅调整了国家权力配置,更重要的是将直接民主理念制度化了,强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背后的代议民主式民主观。这体现了1982年宪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价值决定,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突出了民主原则作为宪法规范的属性。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拘束国家权力的配置,从政治面向看,其强调国家权力机关与民主意志的直接关联,国家权力机关凭借“产生”“监督”“负责”的规范体系实现对执行机关的制约;从法律面向看,其要求立法机关垄断一般规范创制权,对重要事项立法权与决定权施行层级保留。

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在民间信仰中的整合——以云南亨召村龙王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农村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的象征性表达,它承载着激励村民意识、激发道德实践、维护公共空间秩序和生成生活方式的强大功能。而在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来达到国家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这时民间龙王信仰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国家利用民间龙王信仰对地方社会进行教化,以维护地方统治;另一方面地方权力借助民间龙王信仰的功能来强化权力。基于此,本文以云南省亨召村龙王信仰为例,研究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在亨召村龙王信仰中是如何相互作用和整合的。

新课标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打造活动型课堂的尝试--以叶国家权力机关曳为例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提出了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在新课标背景下,要使核心素养落地,应积极打造活动型课堂。所谓活动型课堂,就是重视开展课堂活动,通过课堂活动达成教学目标、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课堂。下面以《国家权力机关》(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六课第一框题,以下简称本课)为例,探讨新课标背景下初中道德与法治如何打造核心素养导向的活动型课堂。

国家权力机关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之适用

近年来,多地人大常委会积极行使监督职权、创新监督形式,形成了诸如履职评议、专项工作评议、满意度测评、述职评测、类案监督、类案评查、委托第三方问卷调查等新形式和新做法,致力于提升人大监督的实效。不过,创新监督工作形式也经常面临诘问:这些溢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的新型监督方式,是否违反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是否背离了“依法监督”的要求,地方各级人大及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创新监督方式的边界何在?

“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国家权力机关履职原则吗--人大创新的空间与边界五人谈

“有权不可任性”,行使公权力必须依法有据,制度创新也必须有序有界。人大履职无疑应“依照法定职责,遵守法定程序,限于法定范围”,但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该如何全面准确理解其履职行权的性质、范围和界限呢?尤其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和立法机关,其职权和职权的行使具有明显的“原初性”和创制性,本身就是“授权机关”,其创制和创新的空间及边界,是否也必须恪守“于法有据”的原则呢?此外,作为单一制国家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把握履职创新空间和边界的原则是否也有所不同呢?“人大研究群”里就“如何把握人大履职创新的范围和边界”的讨论,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和人大实务工作者的参与。

由小村惩戒故事观国家权力与村落文化关系的变迁

《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是朱晓阳教授对于云南省昆明郊区滇池东岸小村的田野调查资料。该书采用“延伸个案法”描述小村惩罚变革历史,展现了不同时期国家权力与村落文化间的关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村寨头人掌权、村落自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地方性目标,再到国家适当控制下的基层社会自主性增强,国家权力与基层村落关系不断调整适应,成为重塑乡村秩序、推动农村社区改革的核心动力。

民国合作运动与国家权力的共变(1928-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运动经历了从地方自下而上发展到中央自上而下的转变,其运作模式随国家权力的变化而变化。建政之初的国民党政权对于发展基础性权力的诉求,促成了合作运动的启动,意图以此种渐进的改良政策替代大革命时期的“农工运动”。而主张合作改良的地方政府官员实际掌控了合作运动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式,在限制国家有限参与的原则下,通过合作组织建立起国家进入乡村金融市场、渗透地方产业的制度化渠道。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格局变动,国民党中央通过强制性权力推动合作运动朝向强制与集权的方向发展以服务“安内攘外”的目标。合作社服务于土地分配的改革,并出现兼营化趋势以实现统制经济。合作运动的根本逻辑在于服务国家权力的发展需求,也由此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势,并最终走向失败。

国家权力法治化与行政许可监督基本理论反思

我国的宪法与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对行政许可权的监督体系,从而为从宪法框架内厘清行政许可权力监督结构体系提供了基础。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之后,理论与实践上行政许可的权力运行与监督仍旧存在诸多的问题。行政许可权关涉着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运行,并可保障行政许可制度有效实施。因此,有必要以国家权力法治化为研究框架来对行政许可监督的基本理论予以反思。

司法程序的政治维度——读《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玛什卡教授所著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从司法程序的政治维度出发,通过对司法程序与权力组织形式、司法程序与政府职能倾向的关连性分析,成功地建立了一种政治维度下的司法类型学模型。纠纷解决型程序适应于彻底的自由放任型政府的意识形态;政策实施型程序适应于能动型的国家职能。

维护公民权利:国家权力的起止点——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之启示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以宪法的终极目的为研究的起止点,在宪法学视野下,通过缜密的论证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权力架构内,如何克服权力"恶"的维度,从根本上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和谐。该著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权力设置上打破权力集中强制行使的状态,实现权力的分工和相互制约,宪法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达到维护公民权利之目的。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论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刘嗣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由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出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并通过权力机关组成其它的国家机关，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政治制度。从权力学的角度上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种权...

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互动的宪政学思考

现代宪政学的基本观点是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在宪政结构中的互动体现。国家权力是以国家机器为基础,非国家权力则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二者之间构成一对带有权威性色彩的对应概念。宪政的人民主权原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互动的必然性。太极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宪政便是其在政治层面中的重要体现。强调阴阳协调、万物和顺的太极启示我们,非国家权力为阳极,衍生出了阴极的国家权力,它们应当在"你中有我"与"互依互存"的原则下展开互动。要建够国家权力与非国家权力之间一种恰如太极般的和谐有序的宪政互动模式,需要在前提、内容及途径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性调适思考。

宪法学视野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的创新之作——评陈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范理论》一书从事前规范国家权力的角度,对如何保障公民权利,最终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其研究视角新颖,见解深刻,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可读性强。

物业运作: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公共空间 国家权力过度化与社会权利不足之间的张力

This investigation report mainly displays a new public spac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society, by analyzing a typical case--Qing Shui Yuan. The new public space has already separated from the state and is managed by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ogether. Position-exceeding power of the state and deficient position-stimulated rights of the society result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Position-exceeding power is a pivotal perspective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Instead of paying excessive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civil rights, we should focus on how social rights stimulated by institutions and laws are turned into reality.

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以民国时期南京废娼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首都废娼运动,对历史上著名的秦淮河进行了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整治。国民政府力图通过革命手段、国家权力渗透,重构具有丰富历史底蕴与文化特质的秦淮空间,但是,废娼运动最终以政府的妥协而告终,秦淮空间以其特有的文化力量对抗着国家权力的进入。本文试图从空间维度分析南京政府通过废娼运动对秦淮空间的改造,探讨国家是如何来塑造自己和推行权力的,以及它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的改造与抵拒、妥协与较量的关系,从而重新审视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间的关系,揭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中,大众文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国家权力扩张下的近代藏边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以甘青藏边多民族聚居区为例

藏、汉、蒙、回、撒等多民族聚居区镶边青藏高原,将藏族主要居住的西藏包裹其中。近代国家社会变革频仍,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扩张的趋势下,藏边多民族聚居区民族纠纷解决机制也在适时调整,体现在民族纠纷解决主体、方式、规范、程序等方面。主体在国家、寺院、民间的互动中形成了国家主导下的新的平衡;方式分为"合意"与"决定"两种;规范则在冲突与融合中以国家法、习惯法、宗教法为依据不断进行着调整、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