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秩序治理中的国家基础权力

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在维持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这个现象颠覆了政治学的一个经典结论。作为一个例外,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城市化与政治稳定彼此共生的问题?本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三个维度,来解释这个现象。基本的发现包括:(1)中国的城市化是提高国家的财政能力的重要手段,而财政能力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效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2)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系;(3)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在城市底层人口中建立政治支持,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或者通过向弱势群体提供利益冲突的国家救济。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共同作用,带来了城市在秩序治理方面的有效性。

边境乡镇治理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

高效的边境乡镇治理是国家权力“下乡”与“到边”的重要保障,由于当前我国乡镇治理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制约了国家权力“下乡”和“到边”的成效,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权力在边境基层的行使,成为我国边境治理进一步完善的重要限制性因素。依据迈克尔·曼的“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加强国家基础性权力在边境乡镇治理中的建构与成长,对于破解当前边境乡镇治理困境、完善边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国家基础权力研究述评：基于财政分析的视角

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国家基础权力区别于国家专制权力,指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在现有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不仅将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归结于政权的性质和类型,而且有力地揭示了财政汲取与财政供给对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一方面,统治者财政汲取的追求推动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国家财政汲取的需求、规模、来源和方式等对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存活、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国家行政体系的规模和发展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财政供给的不同方式以及财政理性化的过程还影响了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不同路径,在国家能力建构过程中,财政体制理性化改革对于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这些基于财政视角的研究,有的研究者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是基于欧洲国家形成的狭隘经验。这些争论为深入探讨和反思财政问题与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亟待解答的课题。

海外基建与东南亚的国家基础权力

近些年,中、美、日等大国陆续推出各自的海外基建支持计划.对此,在大国战略、地区竞争和全球秩序三个层面上的研究已较深入,但对东道国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影响还研究不足.本文在参考曼恩的国家基础权力概念和索伊佛的三条实证路径(国家能力、国家权重和次国家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基建对东道国国家基础权力之影响的分析框架.据此,本文初步分析了中国海外基建对东南亚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着重讨论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即基建对合法性的影响、融资模式的嫁接、东道国两难处境下的社会动员、佐米亚与国家建构,以及东道国内部的不平等问题,展现了该分析框架在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中的潜力.

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与管治机制变迁——以国家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对现代国家而言,国家基础性权力有在疆域内放射和渗透的必然要求,管治机制和管治权威是国家基础性权力有机统一的两个面向。港澳地区政治认同差异在本质上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在两地的程度差异,相应地反映了中央与港澳特区之间管治机制联结程度的差异。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发现,香港和澳门在受殖民统治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管治机制,在回归后重建管治机制时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不仅带来了中央和港澳地区管治机制的不同整合,也相应地造成了政治认同差异。当前,强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权威,增进香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需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优势。

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及其解释——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视角

项目制基层实践不仅是国家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过程,也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依托。通过对涉农项目运作过程的考察发现,基层遭遇村民社会发展不成熟与国家强制性权力保障式微,导致项目治村的实践困境。其中,村庄共同体瓦解带来社会动员与官僚动员的双重困境,乡村社会正式与非正式精英及边缘人之间资源依赖形成的“分利秩序”,项目制技术治理和基层政府规范化监督引起的村级组织“准行政化”等,是项目治村实践困境的表现。基于项目制基层实践中国家基础性权力、国家强制性权力、村民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张力,有效克服项目治村困境,关键是充实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社会基础,根本路径是构建具有自主与自治能力的现代村民社会,具体措施是合理确定村民自治单元、培育现代村民自治精神和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国家建构方向

通过考察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变迁可以发现,税费改革之前的乡村组织和乡村常规权力对乡村治理起到了主导型的支撑作用;税费改革之后,国家开始以弱化或绕开乡村组织及乡村常规权力的方式来提高国家基础权力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但国家基础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难以完全匹配,单向度建设往往造成乡村治理的诸多困局。鉴于乡村常规权力的性质与乡村社会及乡村治理可以有效契合,为推进乡村社会中现代国家建构,应重新重视和启动乡村常规权力建设,并使之与国家基础权力建设有效衔接。

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实践与反思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被译介进入我国学术界后在乡村治理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作为未完成的历史课题,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双重层面不断推进实践进程。当下乡村治理体系层面呈现出外部体系嵌入、村干部职业化以及技术治理凸显等动向,乡村治理规则层面则出现了以基层改革服务乡村社会、制度性规范规制村级组织、直接治理保障农民权利等趋势。两个层面的动向和趋势强化了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也带来了乡村社会自治弱化及基层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失衡等隐忧。基于此进行理论反思可以发现,乡村社会中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是强化国家基础性权力,需要在国家自主性的前提下“发现乡村”并“引领乡村”,在国家政权嵌入性和乡村社会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才能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

福利分配何以促进国家建设——兼论中国贫困治理的国际意义

福利分配如何促进国家建设,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通过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文章指出,在社会福利分配过程中,出于追求供应效率而进行的政治与行政制度变革,大大地促进了国家基础权力的提高。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揭示了,福利供应过程通过三个机制提高了国家基础权力:财政资源使用趋于理性化,在增加投入量、扩大受益面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的监管力度;福利分配成为政府的日常行为,以行政责任约束与激励地方政府,忠诚地执行中央的政策;中央政府在边缘社会建立起稳定的、制度化的政治联系,帮助国家更深地扎根在边缘地区贫困群体中间。在经验层面,上述三个机制解释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秘诀。这种得到理论检验的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与推广价值。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政党引领与国家基础权力比较视角下的多案例研究

中国2020年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然而,实践上的成就急需理论上的回应:基层党建何以引领脱贫目标的实现?采用田野方式进行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党建扶贫的资源输入、组织建设以及话语宣传的三重路径构成了“利益、权威、观念”的三重嵌入机制,实现了政党引领国家基础权力的再生产;(2)它使得国家意志与战略被目标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虽然超出了官僚制难以联系目标群众的组织局限,却推动了乡村治理的官僚化进程;(3)它之所以实现了有效治理,是因为利益嵌入与观念嵌入的一致发生冲击了乡村治理秩序,党建引领则提供了权威嵌入和维持的有效路径,并更新了乡村治理格局。研究的可能意义是修正了国家基础权力理论、拓展了政党自主性研究,揭示了乡村自治官僚化的公共性削减困境,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视野。

“民主评议”与岁入汲取:一种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化逻辑

在迈向税收国家的进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人利用"民主评议"制度,不但完成了艰巨的城市岁入任务,又组织起有效的城市税务系统,进而强化了国家基础权力。这既不同于西方税收国家的建立路径,也有别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家税务机构的下渗路径。为了充分说明"民主评议"制度的理论意义,本文将首先讨论岁入汲取中的交易费用与国家基础权力演进之间的关系,并简要指出,从晚清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国家税务系统为何无法发挥有效的汲取功能;其次,通过天津工商业税征收的案例,逐一展现"民主评议"制度取得成功的历史背景、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影响;最后,从克服交易费用的方式上,试图比较西方现代国家的税务制度与"民主评议"制度这两套国家基础权力的强化逻辑。

治水社会:国家基础性权力成长与基层协商能力建构——以中国基层治水事实为研究对象

内生的社会治水形塑治水社会,这种社会性治水活动是治水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也是多个治水参与者共同参与的组织性活动。我国基层治水的若干案例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与基层协商民主发展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家—社会互动中,伴随着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成长,我国基层水治理协商历经了民间自我协商、行政主导协商、党政引领协商三种模式的演变。在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增长的进程中,要积极发挥治水这一公共性活动对治水国家价值观念的形塑,重视国家基础性权力对基层社会治水进程的渗透和调节作用。有效激发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参与意识,畅通和扩展政治参与渠道,确保所有协商治水的参与者表达其真实的参与意愿。同时,要将多元治水的社会资本逐渐纳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拓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赋权空间,推进国家治水过程中协商治理的高效性和回应性。

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给人印象深刻,不过,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只有中国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我们由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入手,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这样三个维度,来诠释这个现象,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力。国家财力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力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特定的政治联系。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无论是在城市新空间的权力扩张,还是在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抑或通过制度建设向城市弱势群体提供的国家救济,都是基于基层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决定。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总体效应,确保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伴生政治动荡。

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农业税费取消以来,乡村治理开始发生新的转型。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治理体制的标准化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制度化等两种实践样态;在乡村治理能力转型的过程中,凸显了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和技术治理能力等两种实践趋势。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国家整合乡村的过程,由国家自主性、工业城镇化发展及“三农”的现代发展等共同作用促成。由于我国国情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特点,乡村治理转型并非要消灭乡村,而是要实现乡村振兴,这就对当前的转型带来了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看,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活力,乡村治理能力转型应突出组织农民并推动其参与乡村建设。从理论上看,乡村治理转型代表的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须重视国家整合和乡村社会的自治功能的双向互动。

乡村政治研究的变迁及理论拓展

政治学与乡村问题的碰撞触发了乡村政治研究的热潮。从历时流变的过程来看,乡政村治研究逐步过渡到乡域政治研究;从分析范式转换来看,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逐步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当下乡村政治研究中有关国家政权建设方向的争议一直存在,不同思潮需要在沟通和对话中寻求理论的突围。通过全方位的检视,可以深入发掘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脉络,并期许新一轮研究热潮的到来。

乡村政治研究三十年——对若干分析框架的追溯与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界流行的各种理论框架在深化我们对乡村政治问题认识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不仅与学者们在理解中西方差异上的分歧有关,同时更是学界在理解乡村历史与现实之间所彰显的张力使然。将国家基础权力理论作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框架,不仅有利于弥合中西方之间的差异,而且能够较好地关照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

数字乡村治理:理论溯源、发展机遇及其意外后果

大数据时代,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既是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方式迈向技术化、数字化的应有之义,又是新时代加强国家基础权力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基础权力建设包括强化制度能力和完善基础设施两个维度,构成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格局的初步形成、乡村社会结构的质性变迁与农民数字素养的持续提升为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但是,当前的数字乡村治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意外后果,陷入数字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数字依赖造成治理失真、数字技术泛滥带来治理规则混乱,以及数字过于理性与治理的情感“温度”匮乏的多重困境,迫切需要在创新发展中突破困境以促进乡村善治目标的实现。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