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能力与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联结

国家权力的治理绩效并非直接产生于高强度的国家控制,而是在本质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支持。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两种类型的相互联结方式,它们分别是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相互交织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结构的单向覆盖。前者表明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具有内在一致性,后者则表明两者之间的某种脱节现象。如果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更多地具有内在一致性,那么国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可能降低,而公共治理的绩效则将提升。批判性公共领域因其具有协调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从而能够为国家权力提供有效的合法性支持,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论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的权力来源、实施方式及合法性审查——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

全国人大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除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外,中央还可以通过两种法律,来规定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一种是针对特别行政区内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专门性法律;另一种是针对全国情况而制定的、可以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法律。其中,全国人大可以制定专门性法律和全国性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全国性法律;中央人民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这些权力具有不同的权力来源。专门性法律和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不同的实施方式,并且在实体和程序上须具有合宪性或者合基本法性的不同要求。对中央的这些立法的合法性审查应当在宪法框架内进行,特别行政区法院无权进行审查。

社区自治:架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自治化的社区组织以集体多数决之方式选出代表委托其行使权利。代表由下而上按一级两托之方式组建各级国家政权。政府实施的法定积极作为义务,均回落至人民所在的最小社区:居/村委会。《宪法》第2条与第111条构成了权利转化为权力、权力为了并保有促进权利之双环封闭链。其中公民社区自治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更是构成国家一切权力之合法基础。承认和尊重并保障公民社区自治是政府依宪治国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时代何以“重构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合法性与国家能力建设析论

鉴于目前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承担的文化职能和所处的利益分配格局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讨论如何通过"重构民族国家"来让民族国家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比"反对民族国家"更具现实意义。国家权力合法性建设和国家能力建设是"重构民族国家"的两个向度。就前者而言,可以通过寻求个体双重身份间的平衡来重构国家权威,确保民族认同国家;就后者而言,可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进行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建设,在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维度进行国家应对全球竞争与挑战能力建设,以此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国际体系的关系。

合法性权力视域下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与国家的互动关系

民兵是一种特殊的非正规武装力量,广泛存在于动荡国家或转型国家,在国内和地区安全环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伊拉克战后初期,国家处于政治低效和军事软弱状态。什叶派民兵组织乘机跻身国家政治体系,通过维护安全秩序、分担治理责任和助力社会重建,弥补国家政治和军事职能的缺失,获得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动员力量。什叶派民兵合法性权力的扩展威胁到巴格达的政治和军事最高权威,影响了战后国家—社会关系和地区安全形势,迫使政府着手调整与之关系。未来,伊拉克在推动什叶派民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时,既要协调权力集中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要维系美伊(朗)博弈与国家主权的平衡,以服务国家治理和战后重建。

论公共权力合法性来源的演进逻辑

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统治者获得公共权力之后便要运用各种手段对其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公民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处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下的公民,对当权者的诉求必然不同,从而在各个不同时期、各种社会形态下的公共权力合法性呈现一个演进的状态。文章通过对各个不同形态的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梳理,揭示了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演进逻辑。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学的首要问题，是指国家权力被社会大众接受或认可的理由。

国家治理视域中社会权力的经济来源分析

厘清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其基础前提是对这三方主体的理性认识。一直以来,国家权力在中国文化中就是一个核心词,不乏研究者;个人权力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是一个主题词,自然关注颇多;唯有社会权力,不仅被忽视,甚至其存在都被质疑。本文从社会内部成员、国家和其他社会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以经济利益为视角,探讨论述社会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期对社会权力问题研究有一个稳固、正确的出发点。

关于国家权力来源的三种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

文章从国家权力来源的视角 ,简略地梳理神授君权、契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三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 ,分析了它们的精华所在 ,指证了神授君权、契约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在此基础上 ,作者联系实际 ,发表了对当前国家政治实践和理论建设的简要看法。

国家合法性与中国崛起

虽然权力政治仍然主导着当今国际社会,但心灵政治、权利政治的兴起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随着心灵政治、权利政治的兴起,国家合法性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影响日益加大,并正在成为决定未来大国崛起的关键。中国的崛起必须在继续强化"硬崛起"的同时,增加"软崛起"的投入。中国必须力争为世界提供更多中国理念与共享观念,这将成为决定中国能否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宪政制约: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制度基础

一、宪政制约对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意义合法性在英文中称为legitimacy,意思是指合乎法律的(lawful)或法治的(legal).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换言之,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在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或政治管理时是时何以得到社会和民众认可的问题.合法性是在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对合法性本质、来源、基础的分析提供了认识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工具。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出敏感性、普遍性、爆发性及层面深的特征 ,其原因可以从现代性的挑战、转型带来的政府“超载”、阶级和阶层冲突以及公共权力失控中找到。合法性的维护应致力于创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结构。

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的合理调整

任何政治权力系统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合法性基础之上 ,方可得以稳定和巩固。我国国家行政权力合法性的本质是权力来源于对人民利益的实现能力和程度。我国农村基层权力合法性基础经历了稳定、危机显现、合理调整的发展历程。

权力之善与权力合法性的内在契合向度

权力之善是权力的设置与运行有利于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现象,是权力与道德之善的有机融合,表征着权力的善与文明。权力合法性是被客体认可的权力的正当性与道德性范畴,是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吉登斯将国家定义为“被疆界所束缚的权力的容器，”即一套由权力组织的、为权力服务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就是主权国家。现有的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是民族国家或国家政权。任何一个在国际间得到承认的民族国家政权都享有“主权”，也因此都拥有国际间的合法性，但是，国家政权在国际间的合法性与它在国内的权力正当性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指国外主权，后者则是国内主权。

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合法性审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解读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下文简称《刑事诉讼规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实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而制定的司法解释。它在总结监察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衔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具体化了检察机关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合法性的规定,从而落实《宪法》和《监察法》关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规定。它还明确了人民检察院从非法证据排除、监察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案件材料的完整性三个方面对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其基本目标是促进监察调查的刑事化转型,从而实现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内在价值的统一。检察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是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的职能行为,其实质是检察机关对监察调查的外部制约,不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畴。所以,检察机关只审查监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材料,并不判断监察立案和监察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存在非法证据或者证据真实性存疑,只能将案件退回补充调查或者要求监察机关履行补充证据和说明义务,但不能运用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行为等法律监督方式。

大众传播时代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合法性建构

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生存是艰难的,它为适应时代语境,去除(或弱化)其意识、思想、价值等内涵,而化约为现代知识。传统文化的知识化,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治神话"的合法性路径。其中,政治神话在传统文化的常识性知识中实现文化认同以及民族主义的皴染;在伦理性知识中,政治合法性通过伦理的道德得以确证,从而实现国家权力与政治神话的自然化、永久化,并在一种看似顺其自然的秩序中实现政治意识形态的维系,实现权力合法性的孵化、生产与重构。

合法性构成的调整与上访治理逻辑的演变--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考察

国家视角的上访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但从何种理论切入却一直不甚明朗。本文发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国家合法性遭遇了"主观"民意凸显而"客观"传统弱化的挑战,这迫使国家重新寻找理论资源,在巩固其"权力来源"的同时,亦强调其"权力效用"。这一调整引发上访治理逻辑从"惩戒—动员—权衡"的历史演变。借助合法性的"主/客观基础"和"权力来源/效用"两个维度,本文更加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由"宏观要素"调整引发的"微观机制"改变,从而在理论和方法上推进了既有研究。

论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

法律在本质上是对专断权力行使的一种限制,因此,它同无政府状态和专制政治都是敌对的。——[美]E.博登海默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国家"的到来使得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越来越倚重国家行政权的科学、合理的行使,行政权的扩张和行政法治的兴起也见证了政府的角色定位从"看门人"向"服务者"演进。无论行政的治理结构如何调适和变迁,在以正义和公平为目的的现代国家,行政权的运行无不应当遵循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基本原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行政权作用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时。

社会阶层分化与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更是各个政权需要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它关系到执政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证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已日益加深；随着我们党明确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对合法性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越发显得突出。如法国政治学家夸克在《合法性与政治》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说的：“为了适应转型期的变化，中国要面对自身的和外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