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发展:国家治权转让──兼论欧洲联盟的性质

本文试从宪法学的角度，论述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及其在职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与主权国家治权转让紧密相关。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区域化、一体化的发展，主权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在“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通过国家治权转让而结成政治或经济性质的国际组织，从而达到谋求自身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空间。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及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方式使其成为一个性质独特，对其成员国和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组织。但是，就其性质而论，尽管它有广阔的活动和发展空间，充其量它现在只是一个成员国治权转让而形成的邦联。

“国家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本质的科学阐释

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蕴含的丰富内容及深刻内涵,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重新梳理和澄清中国财政基础理论;本文在深刻揭示市场经济的"基因缺陷"、"机制缺陷"和深入剖析高度国际化的市场经济被"大国"操控而发生变异的基础上,阐明建立以"国家治理"为要旨的财政学说的重大意义;以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为认识起点,按照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要求,探索治国理财之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财政制度,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区别国际国内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认识国企改革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基于管理控制的治理导向国家审计理论与模式研究

2011年,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国家治理论",并要求国家审计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然而当前的国家审计对传统查账监督审计模式具有路径依赖,国家审计的治理服务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受西方管理控制在政府治理中应用的启示,以管理控制的思想,结合治理导向国家审计的性质与特征,构建基于管理控制的治理导向国家审计,并探讨相应的实现模式,以期能够为有效实现国家审计的国家治理服务职能提供新的思路。

国家善治导向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印尼的经验与借鉴

近年来,一系列法律规章奠定了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战略方向和蓝图。印尼以英联邦国家为模板进行公共部门会计改革已经有10多年,其核心是在现金制预算会计的基础上渐进式引入应计制会计、制定政府会计准则以及各级政府编制、审计和公开应计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但仍存在政府会计准则的遵循程度较低、政府财务报告质量低下以及政府财务报告未被充分利用等问题。高质量的政府会计和财务报告能够提升国家善治实务,国家善治所诉求的公开、透明、责任、参与、回应、有效等基本原则,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实现。我国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可从循序渐进的改革、保持相关政策的统一性、建设自动化的政府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引入年度审计制度、提升报告的有用性、完善配套政策等角度借鉴印尼经验,以期促进国家善治实务、早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善治导向下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财政对策研究

有效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是体现国家治理能力、财政现代化程度的重要领域。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供给效率波动性比较明显,技术有效性和规模有效性亟待提高;地区之间差距较大,尚未实现均等化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支出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不存在必然的相关性,地方政府重视程度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是否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公共文化服务尚未实现标准化供给。基于此,亟需从财政角度探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的对策,为国家善治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国家善治导向下公共政策审计优化研究——基于政策科学的视角

公共政策审计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纠偏机制之一,对于实现国家善治具有重要价值。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审计应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善治为最终目标,其理论框架可以依据审计的技术逻辑,从"谁来审""审什么""如何审"以及"为何审"四个层面构建。未来公共政策审计的基本优化路径包括创新公共政策审计主体的组织方式、拓展公共政策审计客体的主题领域、构建公共政策审计标准的指标体系、探索公共政策审计取证的技术方法、建立增强公共政策审计功能的长效机制。

明代乡村治理中的国家治权与社会力量——以申明亭为视角

乡村善治需要处理好国家治权与社会力量的关系。本文从“治理载体”的角度出发,回顾了历史上乡村治理的传统资源,通过分析明代申明亭制度的产生与运行,探讨了它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践功能与理论价值。本文认为,明代的申明亭作为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治理载体,折射出国家治权与社会力量的平衡与互塑,在明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下我国的乡村治理,应当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持国家治权与社会力量的动态平衡,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研究

善治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政府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对于国家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责任审计的对象包括政府行政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政府责任审计在督促政府部门认真履责、维护民生权益、加强反腐倡廉、监督制约政府行政权力运行以及推进依法治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责任审计服务国家善治的路径包括强化政府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审计、实施政府责任预算审计、加强政府责任内部控制审计、建立健全政府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审计并完善政府问责制度等。

论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华民族国家共治的和谐统一

本文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共治和谐统一的法理基础,分析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共治的互动与融合过程。指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共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延展。民族区域自治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治理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体现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之间的共治过程,就是民族关系不断密切的过程,也是民族关系和谐的体现和实现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坚持并加快这一进化的过程,以加速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法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伟大复兴。

论“国家—社会”共治视角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体系

我国在社会改革创新的背景下,社会共治、社会协同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出现,未来消费者保护领域需要建立"国家—社会"共治的组织体系,消费者自组织的发展是该组织体系的重要增长点。消费者自组织可以在消费者教育、第三方监测评估、代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参与产品设计、倡导有责任的可持续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国家善治导向的政府会计改革困境与思路探微

政府会计是财政管理的基础,是财政制度现代化的保障。高效、公平、廉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要求必须建立与之匹配的政府会计。目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着家底摸不清、运行效率低、债务风险高、预算绩效管理难等现实困境。为保证政府会计落实到位,可以从加强内部控制、引入信息系统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借鉴企业会计与国际会计经验等方面努力。通过不断完善政府会计及其实施效果,为政府开展绩效问责、信用评级、风险预警、资产管理、负债风控、收入监督等提供可靠参考,以实现国家善治。

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审计视域

鉴于数字化审计是提高国家审计监督效能的重要路径,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议题。本文以国家审计为视角,剖析经典审计理论与数字化环境匹配的不完全适用性和信任理论解释的科学性,探讨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结构和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国家审计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透明度,数字化审计能够通过信任环境和信任赋能两个阶段性目标的作用实现代理人行为与国家善治目标一致,论证了信任理论是数字化审计的底层逻辑这一论断。本文还基于AOM(能力、机会、动机)模型构建了“环境—机会—能力—触发”路径以保障数字化审计底层逻辑的实现。

国家善治导向下公共政策审计优化路径分析

公共政策审计是国家审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文章围绕国家善治导向下公共政策审计的优化展开研究,在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公共政策审计理论体系架构,并探讨了优化公共政策审计的路径。

预算改革:提高财政透明度,实现国家善治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国家善治是必经之路。善治,强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鼓励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财政信息公开,为人民群众在社会管理中实现当家做主提供了渠道。预算改革,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而预算公开一直是政府预算制度改革的主题。预算公开可以提高政府财政信息透明度,打造善治政府,从而推动国家的善治进程。

善治视角下我国审计监督的功能定位与优化路径

审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独立而专门的经济监督方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善治理念为审计监督体系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分析范式,新时代审计监督工作应把握善治目标,抓牢善治理念,坚持和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领导,保证审计监督的政治方向;深化领导体制改革,提高审计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强化问责整改机制,促进审计监督制度效能转化;优化协同联动机制,增强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合力,发挥审计监督的倍增效应。

“历史—国家分析”视野下的制度变迁——对当代中国社团管理体制的再考察兼答闫东先生

从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特征(即"治"与"变")出发,我们可以提炼出一套"历史—国家分析"路径。简言之,"历史—国家分析"是一种坚持动态分析方法,秉承实践导向的转型观念,以"能动型国家形态"和"实践性国家观"为中心的理论视角。根据这种理论,"游离型监管"模式向"嵌入型监管"模式的转变,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国家观"向"实践性国家观"的转换,而21世纪以后社团管理体制的创新可以被总结成一种"内核与外核"间的互动模式。总体上,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实践间的有效互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合理分工,当代中国的社团管理体制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有效回应改革中产生的转型危机。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政党管理的范畴、场域和模式分析--以社会公共政治为视域

政党管理无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还是在政治理论层面都极为重要。政党管理分析首先要确定政党的基本属性,社会团体说、国家机构说和国家—社会中介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准确地界定政党属性,因而在政治实践中政党管理往往无所适从。因此,将政党和政党管理纳入到社会公共政治的范畴,能较为合理地对政党进行定位并有针对性的进行管理。在社会公共政治领域中,政党管理的场域可分为"政府中的政党"、"社会中的政党"和"选举中的政党",从而形成国家对政党的管理和政党自主管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政党管理的场域只是从理论上构设了政党管理的空间结构,从时间维度看,政党管理模式经历了极端化的阶段后正朝向"国家与政党共治"的管理模式发展。

论国家权力对当代民间调解的合理介入及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我国民间调解的作用机制正在从“社会权力主导”向“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共治”的方向转变。在以“人民调解”为主要样态的背景下,当代民间调解解纷效果和治理功能的实现,也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调解。实践中存在“规则悬置”现象,以及作为重要强制力保障的“社会性制裁”运行失范,使得民间调解在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国家权力介入。借助国家权力优化民间调解机制,应当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拓宽救济渠道、制定基层群众自治规范等,实现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融会贯通和合作,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