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为什么是通的--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与国家治理传统

政体思维主导下的二元政制观趋向于突出宪法与一般性制度之间的差别,推崇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的判准价值,强调宪法塑造政治秩序的决定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政制被纳入专制政体的范畴类型之中,经受了偏于消极的评论。而作为政书范例的《通典》显示,中国传统强调政制的古今兼容性和系统融合性,同时又与立国原理相配适,制度演进离不开这三方面的配合与制约。基于政制传统的本土化路径,治体论提供了更为恰切的思考框架,透过大一统、礼法秩序等视角揭示出制度何以贯通并演进成为典章,这有利于我们理解国家治理传统的特质和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态结构及现代转向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其历史逻辑,有对传统国家治理的继承性。传统时期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生态特性,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皇帝、士阶层和乡族集团)之间的互动维持着动态平衡,而非单线式的组织模式和单向式的能量传递模式。这与专制主义话语下皇帝对最高权力的独占性、裁决的随意性不同。而专制主义也难以完全解释国家治理系统何以长期稳定地存在。只有在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条件下,治理体系内多主体维持着各自的生态位和足够的生存空间,存在持续性的互利与互相限制,才能保证农耕帝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稳固,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的生态特性可以视为这种历史逻辑的延续。

别本析末 务本为治——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观中的本末论

本末论也可称为重本论,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观中一种有特色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本末论的核心是找出何者为本并重本,本之外的则为末。传统本末论在如何对待末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倾向:轻末、抑末。前者是将本末关系视为主次关系,后者则将之视为对立关系。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梳理出政治中根本性的要素,主要有君、民、农、德,进而认为治理就是要在别本末的基础上让本成其为本,即务本,具体表现为尊君、重民、重农、贵德。本末论具有方法论性质,它对社会的具体作用取决于相关认知结果和政策行动是否符合社会实际和发展趋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本末论也可以运用于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事业。

运动式治理是对我国传统治理的补充

运动式治理方式是我国常见的国家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方式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且与我国的官僚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它是我国独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认识我国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和当代国家治理模式,对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大有裨益。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