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绩效:概念内涵与评价维度——兼议新冠肺炎抗疫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拓展理论研究的内在逻辑。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价值导向、度量标准和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管治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其中:结果导向折射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凸显价值理性。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中地方治理体系和能力表现,以绩效评价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强化顶层设计,深化理论研究,创造环境条件,建设信息平台,构建具有科学依据及普适性的通用模型、指标体系、技术准则和运行机制。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绩效:概念、类型及其法治化

国家治理绩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衡量的参照体系与标准。从治理合法性的路径依赖视角看,我国国家治理绩效呈现类型化特征。借助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理论,构建绩效类型分析的概念模型,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治理绩效称为愿景型绩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归为实用型绩效,最近二十年逐步导入法治型绩效建设阶段。在全面依法治国及落实新的发展理念进程中,源自社会对法治对的强大需求以及法治于市场机制的内嵌性,法治型绩效将成为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

中央与民族地区财政关系:国家治理视角的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组成的框架,分析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央与民族地区财政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央与民族地区财政关系经历了"统收统支""分级包干"和"分税制"三个阶段,既具有一般性,也体现特殊性。从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统领能力、吸纳和整合能力四个方面,分析中央与民族地区财政关系形成服务国家能力建设的内在机理。最大化国家治理绩效的中央与民族地区财政关系演变规律包括由特殊化到差别化、从策略性到规范性、从约束到激励和约束相结合,主要表现是契合区域发展战略、扶持民族地区发展。

国家公共政策的“私人执行”:草根动员与公民诉讼

行政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经常会陷入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本应作为国家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某些政府机构自己却在以各种方式"扭曲",甚至是"抗拒"国家政策的执行。而"草根动员"固然可以通过"行动—回应"的关系架构帮助中央政府克服地方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国家治理绩效。然而,中央政府显然不可能一以贯之地对千千万万的私人行动一概作出有效回应。因此,现代法治国家通常都是基于政治与法律的功能分立,通过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而将地方治理的绩效问题从行政系统向司法系统进行输送。在行政治理与司法治理的路径分化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竞争性"选择中,国家也许可以通过一种"市场化"的路径来实现"私人执行权"与国家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