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力的重置问题研究--一个国家法团主义视角

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俱乐部规则的约束,以及政府基于因自国有金融制度的效用函数的修正,促动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的革命。尽管政府监管的天然不完备性为行业自治管理提供了内生存在空间,但作为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治管理权诞生的起点逻辑的"政府委托"行为,同样也成为前者成长的路径依赖。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团主义为我们深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全方位视角。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由同业公会组织独立实施行业自治管理权的中国银行业自发秩序是可以期待的。

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于对大涌商会的个案研究

关于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存在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两个争鸣的范式。本文通过对大涌商会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企业自发组建和自愿参与的经济社团的发展并未走向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而是表现出典型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的特征。虽然在服务会员、行业自律上,大涌商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经费来源、人事安排、职能履行等问题上,它对地方政府又存在组织性依附,因而具有服务会员和协助政府的二重性。

国家法团主义: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浮现——以K省建材行业协会为例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市场力量得到空前释放。与此相适应,国家权力的谨慎转移为民间组织的发育提供了合法性空间。行政机构改革伴生了一批半官方性质的社团。借助国家法团主义理论对K省建材行业协会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展示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生存困境与演变路径。

国家法团主义: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浮现——以K省建材行业协会为例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市场力量得到空前释放。与此相适应,国家权力的谨慎转移为民间组织的发育提供了规模适度的合法性空间。行政机构改革运动伴生了一批半官方性质的社团。该文借助国家法团主义理论对K省建材行业协会进行实证分析,试图展示当代中国半官方社团的生存困境与演变路径。

国家法团主义:民族地区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分析——以广东L县交通运输协会为例

关于行业协会与国家决策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与模式选择问题,学界存在争论。广东L县交通运输协会,提供了透视该问题的一扇窗户。协会与其主管部门L县交通局之间,形成了一种准法团主义的互动结构。无论从创建过程、运作过程、人事决策过程还是功能定位来看,这一结构都具有高度的国家主导性,可将之定位为国家法团主义。L县交通运输协会的经验只具有类型学的意义,只能代表民族地区自上而下型行业协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结构特征。

浅析国家法团主义视角下的道地药材保护与行业自治

道地药材的形成,有赖于特定种质、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因素等条件的相互影响。作为传统中医药知识的代表之一,道地药材具有明显的知识产权属性。现代知识产权法主要通过地理标志制度实现对道地药材的保护。但当前我国的地理标志制度对于道地药材的保护仍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尝试在国家法团主义视角下,从行业自治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道地药材知识产权保护,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国家法团主义:新加坡基层组织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经验

1．基层组织的国家联合化。新加坡在社区、选区、地区都有为数众多的基层组织，形成一个密实的组织网络。在社区层面包括居民委员会（邻里委员会）、民众联络所及其管委会，以及社会紧急与应变委员会、民防委员会、种族委员会和各类慈善团体、义工团体等，在选区层面有公民咨询委员会、市镇理事会（有的为跨选区），在地区层面还有社区发展理事会、社会服务中心、家庭服务中心等。然而，虽然基层组织种类繁多，但是很多社区组织都纳入在人民行动党成立的人民协会的管理范围内。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

在过去 2 0多年间 ,大量新型社团涌现 ,众多官办社团也开始培育其自主性。在教育与学术、工商管理、文化娱乐和专业人士领域 ,社团的发展更加迅速。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 ,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 ,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 ,施加严格限制。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 ,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国家发挥能促性角色 ,走向社会法团主义 ,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 ,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法团主义的维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建立在功能性团体基础上的利益代表和协调体系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中国当前虽然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显著特征,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社会团体的自治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过渡是值得期待的。

教育评估中的法团主义:行政力与专业联盟——改革、重构教育评估院等中介组织的设计与理论

政府精简机关、部分公务分权已成共识,然而现"评估院"、"评估中心"等机构从教委退出来还不是中介组织,学校与公民社会也一直习惯于依赖政府,组织的发育、变迁受制于"社会记忆系统"。可见改革不能抽掉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近来的政治、经济情势也表明强势国家(hard state)或行政方式于我国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基本制度。因此,减少因剧变而来的不必要的成本,采取国家法团主义,利用原有的组织框架引入教授及专业联盟等组织是符合国情的作法,这里:国家只直接面对评估院这样的一个"桥梁"或"牵头"性组织,通过它规制并购买专业组织的评估服务(公共产品),实行合同委托与市场竞争,以实现我国"管教育、办教育、评估教育三者分离"的改革目标。

“苏南模式”与法团主义的中国应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视,法团主义的分析框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法团主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常规互动模式,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全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社团组织的发展更具有国家法团主义的特色。本文以苏南模式为例,运用法团主义来具体说明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中国草根NGO的生存之道

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处于蓬勃的发展期,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发展势态,研究者有必要使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主义两种模型来加以考量。此外,中国非政府组织兼受这两种力量左右,须策略性地寻求平衡,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

在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之间寻求平衡——中国草根NGO的生存之道

公民社会与国家法团主义是理解中国NGO发展趋势的两个重要的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型。在现实中,它们分别对应于来自国际组织和政府的两种不同的力量,表现为对草根民间组织的不同要求。本文将首先简要地介绍中国NGO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梳理NGO研究的现有成果,然后从公民社会和国家法团主义这两种路径出发,提出一个理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理论框架,展示中国草根组织如何游走于这两种力量之间,策略性地寻求平衡,获取自身的生存空间。

法团主义视域下我国科协组织改革与发展探讨

法团主义是在对多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之上建立起来的。法团主义认为,利益集团不再作为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单纯地向政府施加压力,而是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一部分,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法团主义可以分为国家法团主义和社会法团主义两个子类型。当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显示了从多元主义结构向法团主义结构转变的趋势。中国科协与政府的关系,尽管与西方法团主义理论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但依然存在着本质逻辑上的不同,切不可罔顾这种差异而直接搬用西方法团主义对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进行指导或预测。但国家法团主义仍然可以为我们推行群团组织改革与科协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中国科协既与国外的非营利组织有根本区别,又不完全属于党政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领社会、国家和社会融合的基本特征。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深入推进科协组织改革与发展,最广泛地把科技工作者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团结起来,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进。

从法团主义视角解读我国政府与NGO的关系

近些年法团主义频繁地被用来分析社会问题,其特别重视协调与调整的问题,即如何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我国政府与NGO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透过法团主义理论分析,要推进我国NGO的健康发展,改善政府与NGO的关系,需要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博弈的现象,发挥政府能促性作用,使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由国家法团主义迈向社会法团主义。

核心组织的架空:强政府下社团运作分析 对H市Y社团的个案研究

以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作分析,国内许多由政府出面组建的社会团体大多采用主动依附性的生存策略,在强政府那里获得认可、授权和相应的垄断性地位。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国内社会团体的空间在慢慢放大。不过,这是一个"先整合、后分化"的过程,这种状态表明了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国家带动型法团主义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前提事实和基本矛盾是,中国改革以来国家、市场与社会的相互分离所导致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与国家决断性权力之间的落差。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寻求和吸纳国家以外的治理资源。就此而言,法团主义特别是国家法团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制度选择方向。中国最新近的治理经验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法团主义,即国家带动型法团主义。在国家带动型法团主义的合作框架中,"结合了市场和社会主体诉求的决策结构"、"国家的资源性带动和吸纳服务"、"对市场领域内生性社会的培育"等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结构性支点。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互依联盟何以可能?——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改革走向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要根据国情改革中国的社会组织,有效改善社会组织内部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效率,以及它们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这给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组织及其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西方多元主义理论认为,作为整体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然而,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依联盟实践表明,国家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可能是合作共赢关系。国家和枢纽型社会组织构筑互依联盟的内在动力在于,互依联盟有助于确保双方获得各自所需的资源。互依联盟的国家法团主义本质,具有以下优势:促进国家社会的良好合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能力等。同时,互依联盟也存在以下不足: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化"和"行政化"倾向、抑制其他社会组织的成长以及发展方向的不确定等。因此,枢纽型社会组织应采取去行政化、社会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相互依存等改革措施,推进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