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特定优势、企业特定优势与大型企业的国际化——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是基于自身资源结构的外部资源决策,具有不同资源结构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国际化战略框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企业虽不具备充分的所有权优势,但具有一定的企业特定优势,并享有国家特定优势和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因此,该区域的大型企业可以在两个向度上构架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框架:一方面开拓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追逐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资源。前者是既有优势的利用,后者在于培育更高层次的竞争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引致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国家特定优势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促进了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进而为全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基础。在经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国家特定优势理论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构建理论框架做出“一带一路”倡议引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传导机制。然后利用2003—2017年38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根据理论分析选取有关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引致作用,并发现这种引致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展开与推进,其对我国OFDI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国家特定优势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和能力的实证检验

自2003年以来,中国OFDI区位选择稳定地集中在三类国家或地区,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具备一定经济风险的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国家特定优势令中国OFDI在区位选择方面呈现出特殊偏好:中国OFDI偏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战略资产这三类资源禀赋丰裕的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对东道国或地区经济风险偏好相对较强;廉价劳动力寻求型OFDI选择地理距离较近东道国或地区的偏好减弱;东道国或地区是否具备相应的国际化经验,成为战略资产丰裕东道国或地区吸引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关键因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

"企业特定优势"是当代西方国际经济主流学派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观点,但却不能有力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认为,"国家特定优势"是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依据。国家特定优势包括:"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导向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全局和宏观调控目标下,兼顾和结合企业微观经济利益的市场行为以及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企业正在和即将形成的微观竞争优势需要国家的引导、服务和组织才能转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政策体系引导并建设完善的服务体系,比其他国家更加必要,这是形成国家特定优势、加速企业特定优势形成的基本条件,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

国家特定优势: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把"企业自身优势"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作为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优势的来源。这种认识有一定合理性,但其不足在于,忽视了母国国家整体在一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难以完全解释当代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对外投资现象。本文构建了跨国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框架:母国是一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石,它在国民收入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等方面为本国企业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母国因发展条件的不同,造就了各国不同的行业优势、规模优势、区位优势、组织优势及其它特定优势,这些母国国家特定优势也是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之源,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特定优势向企业特定优势的演化:逻辑路径与现实障碍

国家特定优势是企业特定优势的基石,但国家资源结构和存量在短期内存在供给刚性,中国企业构建自身优势的努力还应借助他国互补性战略资源,即一方面内化母国市场、资源形成比较所有权优势;另一方面在比较所有权优势的支撑下内化东道国战略资源,构建企业特定优势。同利用竞争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的传统跨国企业相比,二者虽然都反映了全球框架内整合资源的现代商业逻辑,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构建竞争优势的手段,在动力机制上是逆向的,本质上是工具性的。这种逆向驱动的动力机制和资源整合的反向逻辑能否经受现实检验还取决于企业立足国家特定优势快速构建企业特定优势的能力。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中国优势的理论问题探索

在梳理EMNEs国际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现有理论存在的不足,并以"一带一路"投资东道国为对象,系统地比较中国相对于这些国家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优势,从而提出在"一带一路"投资的理性认识问题上,应充分强调中国母国优势的促进作用及外部转化,而非单方面强调国外资源内部化利用。对未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提出的思路有助于扭转现有国际投资研究中存在的无视中国发展水平的趋向,并有助于用科学证据改变西方对中国在落后国家和"一带一路"外向投资的一些偏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探讨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文从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引发的理论入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国家特定优势共同组成;企业所有权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国家特定优势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别异质性、全球化进程与主流FDI理论的演化性改进

主流FDI理论成形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解释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时会遭遇国别异质性和时代异质性的双重局限:"企业型政府"积极参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转型期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和海外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效应;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与日益丰富的跨国运营经验必然逐渐降低企业跨国运营的"外来者劣势",弱化或转化了跨国运营对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刚性依赖。为此,本文基于过程认知视角将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母国生成与东道国区位响应两个基本系统,并将国家特定优势和企业特定优势置入母国生成系统中进行综合分析,较好地解释了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战略:全球化还是区域化

尽管当前贸易投资自由化促进了TNCS生产活动的全球布局,但是其销售收入仍然高度集中于“三极”中母国区域,大多数TNCS更加看重区域市场的战略价值。本文对此进行论证并提出建议。

特定优势组合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20年CSMAR与Zephyr数据库匹配的并购数据,将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的企业特定优势与母国国家特定优势组合可视化分析,验证特定优势组合对跨国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呈现低企业特定优势与高国家特定优势组合、国家特定优势主导的混合驱动特征。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融资约束是特定优势组合发挥作用的主渠道,融资约束下的制度逃逸冲动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并购中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并购以企业特定优势驱动为主,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以国家特定优势驱动为主,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弥补了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

双边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中国海外绿地投资

跨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越来越受到关注,当前政治与经济话语权对跨国投资的担保作用被赋予新的使命。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和12个政治大国的双边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以及项目层面的绿地投资数据,运用国家特定优势,探讨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相对东道国的经济权力对海外绿地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和我国相对东道国的经济权力都显著促进海外绿地投资;这种促进作用是不对等的,具体而言,当东道国的经济没有发生衰退、海外投资企业为央企时,双边政治关系和经济权力对绿地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