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实现的国家环境义务回应

“双碳”目标下环境义务体系的构建应以国家环境义务为基础。在面向“双碳”目标的国家环境义务证成的路径选择上,基于国家义务内涵为基础的研究面临逻辑困局,宪法环境条款展开的论证也存在内涵局限的问题,只有以国家任务现实需要而归纳出的现状保持、危险防御、风险预防等三个层次的环境义务展开,才可能与面向“双碳”目标的国家环境义务的研究进路相契合。其中,风险预防的国家环境义务与“双碳”目标在三个维度,即风险特征与碳排放后果、预防本质与减碳减排机理、义务履行与“双碳”目标进路的契合,决定了应将国家环境风险预防义务作为回应“双碳”目标实现的国家环境义务的核心。对于国家环境风险预防义务的落实,应将碳排放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义务落实的主要领域,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的完善为义务的落实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国家环境义务溯源及其规范证成

国家环境义务的先决属性和对应范畴的多元性要求其在宪法层面进行证成和溯源。环境基本国策以动态性的“国家目标条款”规范定位证成国家环境义务。通过教义学解释宪法环境权概括性基本权的规范属性,否定其“主观权利”面向,肯定其“客观规范”面向,以此证成国家环境义务。但二者只是宪法中国家环境义务来源的一部分,且各有其的依据缺陷。宪法修改后,国家根本任务增加环境保护目标,成为前二者在宪法中的统合性规范,为国家环境义务的原则性效力依据。国家环境义务的宪法溯源为环境义务体系构建提供完整的效力链条,是环境保护法治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必要保障。

论水资源“生态红线”的国家环境义务及制度因应——以水质目标“反退化”为视角

鉴于我国大部分流域水质改善但出现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整体倒退的"悖论",水资源"生态红线"亟需从"软法性政策红线"向"硬法性法律红线"转型,构建以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和资源利用红线为核心的"水生态红线体系"。可以提炼出禁止生态倒退原则并上升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国家环境义务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方法论转换,国家应完善禁止水质退化的制度因应,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实现以水质达标和改善为核心的综合"水生态安全格局"。

从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

综合性的环境法律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主,从确认公众(主要是自然人)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传统环境侵权责任、传统环境民事诉讼、传统行政诉讼"与"新型环境侵权责任、新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新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的联系与区别,明确"环境利益"、"环境损害"和"环境损害责任"的概念。环境权是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法律基础和依据;损害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利益,就是侵犯公众的环境权;环境公益诉讼是因侵犯环境权而引起的诉讼,是对受到侵犯的环境权进行救济的主要途径;公民为了维护其环境权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而提起诉讼。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我国环境法典中的定位与表达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环境法典编纂定位于“行政立法领域”,强调行政管理及权力行使,提出了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如何在环境法典的整个体系中加以体现的学术命题。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美丽中国建设”国家目标,赋予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更为丰富的内涵。法典编纂是体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最为适宜、最为合理的规范路径,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环境法典总则中体现为包括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生态环境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履行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内容;同时,基于总则的涵摄效力,环境法典总则内容对各分则的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特定国家权力运行构成规范指引。

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的二元制度结构

环境危险防御义务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类型之一,其要求国家公权力采取措施对环境危险因素加以干预和排除。为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在管制行政相对人行为的"外部效力"面向上,应强化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约束;在约束国家行为的"内部效力"面向上,司法权应对行政权保持必要之谦抑。排除环境危险、维护环境权益是当前中国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需要根据"外部效力/内部效力"的二元制度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合理配置实现国家环境危险防御义务。

国家环境给付义务

与环境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环境义务,环境权益的公众性、环境保护的复杂性要求国家须有所作为,而传统的给付义务无法对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全面适当的回应。无疑,从一种更广义的给付义务出发,阐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具体论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类型、范围以及国家违反环境给付义务的责任形式问题,构建新时期国家环境给付义务体系,在当前有重要意义。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制度展开——以政府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责任制度为切入点

我国《宪法》第9条、第26条规定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这是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渊源,而是否已经建立有效、全面、系统的责任制度来保障各级政府履行其环境保护义务作为落实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制度保障。现阶段,我国环境法所规定的政府违反环境保护义务的责任制度并不完善,包括政府环境法律责任规范与政府环境义务的不匹配、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具体内容的有效性不足和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的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鉴于此,一是应当通过配套立法将环境法中规定的政府环境保护义务具体化和明确化,从而为管理性"结果导向"环境法律责任和行为规则性"行为导向"环境法律责任的适用创造基本的前提;二是应当完善政府违反环境保护义务法律责任的责任形态,包括完善"惩罚性"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和确立政府环境监管失职的赔偿责任和生态修复法律责任两个方面;三是通过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来健全政府违反环境保护义务责任制度的实施制度。

论“禁止生态倒退”的国家义务及其实现——基于水质目标的法律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法》应发挥禁止生态倒退法、生态修复法等面向的规范功能。鉴于历年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国家有义务在法律层面确认禁止生态倒退原则。禁止生态倒退原则是内生于《环境保护法》的一个隐性"未列举"原则,防止国家在环境义务和责任履行中的"越位"与"缺位",甚至"不在场"。国家环境义务维度是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实践的一次重大转换,可以成为公民环境权益研究和保障的有益补充,也是公民环境权益的间接反向证明和镜像投映。国家应完善"水生态拐点"的制度安排,避免水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度实施出现"瓶颈"甚至倒退,从而促进我国环境法制(治)"拐点"的到来。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源流与发展——读《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论》

如何阐释国家保护生态环境的深层法理,督促国家机关有效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是中国环境法亟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陈海嵩教授所著《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论》立足于环境法与公法学的交叉研究,围绕"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这一主题,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维度对该问题进行系统考察,是中国环境法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

环境权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新时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逐渐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环境权作为我们在面临环境危机时,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权益.环境权存在的意义非常重大.就目前我国综合性的环境法律而言,其应以规范政府环境行为为中心,从确定公众的环境权出发,规定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在公众环境利益的维护上有法律基础可依靠,才能使我国在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由此可见,加大对环境权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研究极为迫切.同时,文章也将针对该方面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

生态环境修复:政府责任及其规范构造

立法、行政与司法三维视角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分配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侧重于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人的责任追究,严重忽视了政府责任之承担。责任分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修复”与“衡平”功能发挥,与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之实现相悖。政府为人民谋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其天然负有修复责任,人民对美好生活之追求及生态文明战略定位是政府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产生的现实动因,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则为其承担修复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确立应采用“环境法典+单行法”的构造路径,核心是明确其责任形态、范围、目标等内容,使政府负有更具确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责任,进而推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政府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人之间的合理分配。

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权源反思与修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准确界定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权基础是完善和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政府提起诉讼的逻辑起点,在理论层面遭遇难以合理解释的局面,从而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领域的“错位”。司法实践层面运行情况也不甚理想,索赔主体资格混乱、随意扩大范围等乱象频发。以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权源基础,调适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限制“国家规定的机关”的范围,有利于廓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定位,进而优化和改进政府索赔具体规则。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宪法解释的视角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体现出"渐进型"的法治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目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将"物权化"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理论渊源,在法理基础和科学基础上均存在不足,也不符合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最新趋势;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面临着与其他制度的冲突与重叠难题。基于生态环境损害的公共性特质,应当从宪法的高度和法律秩序的整体角度加以重新审视。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和作为"公权"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共同构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形势下实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新方式、新途径。国家权力的多元化行使方式,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争议问题提供了具有理论一贯性和逻辑一致性的解释,对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路径。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诉权基础:反思与重塑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必须首先准确界定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诉权基础。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政府索赔的诉权基础,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在诸多问题。以淡化权利、强调义务的国家环境义务论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重塑是目前较为适宜的选择。基于国家环境义务构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理论上可以弥补现行权利论作为诉权基础的弊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国家环境义务论为出发点构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廓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定位,优化生态环境损害磋商制度,改进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规则。

论生态环境检察的专门化、体系化与法治化

近年来的环境司法实践基本消解了检察机关在环境司法中的“怯场”或“不在场”,以及环境法难以司法化的问题,形成了“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的环境司法模式。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私益诉讼”“公益诉讼”和“国益诉讼”这三大诉讼并行格局情况下,仍然存在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狭隘化理解、司法能动的随意化和过度化、创新过度等倾向,其深层次原因在于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法律角色与定位的混同、检察权功能及事由的错位。在中国特色生态法治体系构建过程中,亟须加强检察机关环境司法工作的体系化、法治化,践行“经由形式主义的实质法治”的司法形式主义,以更有效的促进不同国家机关共同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国家环境义务。

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理论争点及其合理解脱

为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国于2018年1月起开始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行政机关提起索赔诉讼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突出亮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创新意涵。然而,目前试行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却暴露出诸多理论缺陷与实践难题。在理论上,将"物权化"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该项新型诉讼的理论基础,在性质识别与救济逻辑上均存不足;在实践中,行政机关跳过其行政管制手段而直接提起索赔诉讼实则会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错位,而且与既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间难以协调,甚至会形成"碰撞"和"冲突"。为破解上述难题,应当明确将宪法层面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作为行政机关提起索赔诉讼的理论基础,构建"行政管制优先、索赔诉讼兜底"的协调互补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同时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于环境公益诉讼的顺位规则。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认定与制度完善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取决于诉讼性质的认定。囿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存在公私法交织的复杂局面,学界出现了颇具争议的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性质的四种学说。然而,这些学说不仅存在逻辑无法自洽、理论自相矛盾的困境,而且不符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最新趋势。为此,有必要跳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理论框架,将宪法层面的国家环境保护义务作为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理论基础,将填补生态环境损害、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作为诉讼的价值取向,进而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认定为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诉讼类型。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而言,强调政府行政监管与索赔诉讼的优化适用是前提要件,注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有效整合是核心趋向,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体规则的构建是关键抓手。

论宪法环境权的实证化

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具有实证效力,但并不能直接付诸司法适用,而需要通过部门环境立法来实施。这种实证化方式是由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基本国策条款属性、我国独特的宪法法律化实施方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特殊释宪机制等因素决定的。保护宪法环境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即国家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并内含增进环境质量、预防环境风险、整治环境问题和救济受损环境权益等四层次目标。我们应当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双重面向和四层次目标之下妥善设计宪法环境权的部门法实施路径,以具体落实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

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溯源与展开

"因雾霾状告环保局第一案"暴露出环境保护领域法律判断与社会认同的矛盾,需要对政府环境保护职责之根源——国家环境保护义务问题予以理论回应。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证立,不能简单根据保障基本权利之国家义务体系进行演绎推理,而应从国家任务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归纳推理。环境基本国策是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宪法规范形态,是对所有国家权力构成约束的"国家目标条款"。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在内涵上包括:现状保持义务、危险防御义务、风险预防义务。"立法+行政"是我国实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基本路径。现行宪法第26条和第9条第2款共同表述了环境基本国策,并具有"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效力。现阶段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国家任务,应围绕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从现状保持、危险防御、风险预防三个方面展开,共同推进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