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

近代中国历史上,文武关系的倒置严重阻滞了国家的现代转型,使中国的现代化缺乏必要的军事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重新理顺了我国的文武关系,促进了军队角色的回归、国家秩序的重构和信仰层面危机的化解。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国家现代性成长的军事政治基础。

“建设者”是促进实现国家现代性的重要主体

王人博撰文《中国现代性的椭圆结构——“八二宪法”中的“建设者”述论》指出，当下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性始终是国家所追求的双重目标。中国的现代时间包括“革命时间”与“当下时间”，而同为现代时间意识的革命与建设并非前后之决然二分。

文化生态安全: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具普遍性的存在性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与生态问题有关,文化也不例外。当全球进入"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时候,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构成了关于国家文化安全认知系统的新生态特征。文化生态安全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文化生态构成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文化生态安全构成的结构方式。内部性与外部性文化关系冲突是引发文化生态危机和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原因。塑造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文化环境是维护和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文化生态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生态的存在形态与结构样式,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保障机制,文化多样性安全是文化生态安全实现的前提。中国要实现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安全的同时,实现从单一时空领域里的文化安全走向系统整体范畴的文化安全,在生态文明系统整体安全观的基础上,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现代性的新认知系统。

中国社会建设的逻辑转换与现代性国家建构

大转型时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正处于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之间的挤压性实践方位,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整体化并存等叠加性挑战。作为现代性国家建构的内生基础,现代性秩序建构是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主题。当下社会建设的实质,在于确立生活政治对于解放政治的结构性替代,并循序发展出对权利诉求进行制度化回应的服务行政模式。为此,需要实现社会建设的双重逻辑转换。理论逻辑的动态性转换,需从同质性的假设转向异质性的体认,在认知方式、建设中轴、支配属性以及空间形态等方面重构多重转型的逻辑链;实践逻辑的引导性转换,则应以价值凝炼、主体整合、路径选择、焦点聚合和资源调配为津要,塑成主体性社会权益的保障和发展,从而推进国家的深度建构。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品格

讨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现代性问题必然会牵涉少数民族电影与中国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电影现代性、少数民族电影与少数民族(族群)现代性等三个层面的关系。在媒介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广大电影工作者实际上无法避开现代性的视域来完成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表达,因而,放下传统/现代、国族/族群、我族/他族的对立思维,在一种平等对话中完成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必然前景开阔。

现代性国家的发生、困境及其疗治——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法哲学解读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格列佛游记》是斯威夫特对现代性国家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现代性国家的发生,主要指的是政制构建中理性对机运的驾驭。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政制都为机运所主宰,两者在机运成就下有着相互转换的可能,斯威夫特在小说情节中暗示,理性能够成为驾驭机运、实现理想统治的手段。关于现代性国家的困境问题,斯威夫特分别从技术理性和道德理性两个层面展开论述。批判现代技术理性的飞岛国和批判现代道德理性的慧骃国是现代性国家的一体两面,两者都是现代理性运用的典范,也都存在用人为构建遮蔽现实性的问题。小说中描绘的慧骃主人和彼得罗船长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分别象征着斯威夫特提供的两种疗治现代性国家问题的方案。慧骃主人对格列佛的教育是古典哲人式的,通过辩证思考重新理解人的中间状态,重新向现实性敞开;彼得罗船长则象征着宗教传统的教育,宗教传统的外衣遮盖了残酷的真理,维护了道德和良善,让格列佛重获"健全的常识",重新回归人群、回归普通的幸福。

旅行救国：民国学人对旅行事业的现代性话语构建——从《旅行杂志》的视角评说

"旅行"之于民国以降的中国而言是一项现代性事业。"旅行事业""游览产业"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被纳入民国学人的国家现代性视域,他们对发展旅行事业之价值的探讨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增加外汇收入和发展地方经济;利于人之交谊及中国文化之推广;以国交亲善谋国际地位之提升;以旅行教育培养爱国热忱。究其原因,上述探讨是民国学人在抵御外辱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双重政治话语下,挽救经济国难、重塑国际形象进而"获取近代国家资格"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其话语构建之目标在于以旅行事业助成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

启蒙：“全民阅读”价值重建与现代国家转型视野中公共图书馆的道义担当

在透过“启蒙反思”寻求完成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宏阔视野中，结合近年中国大陆公共图书馆系统开展“全民阅读”运作，但其中意义建构及价值追问均告缺失的具体事实，独辟蹊径，揭橥凸显出一直被枝蔓芜杂的技术层面所遮蔽着的当下公共图书馆道义担当的一条重要途径：因纸质印刷文本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空间，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建构起了知识分子的反思精神与批判立场——启蒙由此而发轫，所以以纸质印刷文本庋藏、传播为己任的公共图书馆，在当今知识分子公共话语集体失语之际，如能充分利用这一馆藏天然优势，将民智启蒙、灵魂救赎、改造国民劣根性作为发掘馆藏文献资源，组织“全民阅读”运作的价值指向，那么这一运作即与中国现代性国家转型息息相通，从而获得了全新的意义。

道理与正义:转型中国的第一哲学(上)

中国正面临着全方位整体性变革,尤其是全社会"良治"与"善治"的吁求正在转化成为(天下)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行动,也即传统秦汉以降的帝国理念与家国情怀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想全面转型。尽管根据中国传统以及历史和现实情势,我们很难采用康德-罗尔斯的理性人预设以建构中国的整体性秩序,也无法直接采用休谟-哈耶克理路的人性预设以重建正义规则论,但是不能据此以为传统秦汉政制以及孔孟之道仍能建构出现代中国的主体性乃至中国道德的根基。我们显然必须对包括出自中国传统在内的正义渊源重新做出审慎的思考,并在现当代条件下进行必要的创造性转换。道德哲学的重构,便成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