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的概念,他们既是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孪生体,也是两个利益和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的政治实体。尤其在多民族的国家里,二者既有利益的一致性,也有各自特殊的利益诉求。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较之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更为重要。正确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关系,促进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是每个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网络社团兴起的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网络用户的增长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网络社团大量兴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中国网络社团的兴起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网络社团的兴起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利于公民社会行为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陈嘉明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如此（例如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论争的焦点），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着这一点。就我国的改革来说，目前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化、转型...

从辅助性原则看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

本文从"辅助性原则"的理论和立法视角,以德国公立型和自由型社会工作机构为例,分析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法律框架、国家与社会组织各自的责任与任务,并从历史发展和国家模式的角度,分析辅助性原则对中国构建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有何启示和局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两种相异理解——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看法存在根本上的差异。黑格尔从伦理理念出发,认为国家高于和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则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出发,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既从哲学方法论上批驳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逻辑",又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出发解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困境。

两重结构、两个不计成本、两个变量与古代的农民问题——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之一

中国古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水与舟的关系,即水可载舟,水亦可以覆舟。但是这种关系是如何具体进行的,学术界目前基本上没有从理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基于对国家政治、农民生活等方面充分认识,从中央集权国家的两重结构即官民结构,促使王朝稳定的两个不计成本即国家为了维护其统治不计成本,老百姓为了传宗接代不计成本,瓦解王权稳定的两个变量即农民负担变量和单一种植业结构农业收成变量的角度,分析历史上的国家与农民利益博弈,探讨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借此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和路径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观察和研究社会治理的重要视角。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单一主体管治、以政代社管理和政社互动治理三个阶段,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局面,只有正确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规律,才能准确定位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和责权,从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良性互动,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路与启示。

从利益的观点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主要涉及利益关系，即如何有效地协调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要理解和回答这一问题，应当在密切关注现实的基础上，注意把握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立场、观点。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关系的变迁

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以 1 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在前一阶段 ,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 ,即“官商一体化”模式 ,1 992年以后 ,逐渐转变为“分化”结构。这种分化结构和东欧国家不同 ,呈现了“非冲突性分化”结构 ,并不形成“冲突性”的关系。这种特点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结果 ,并且反映着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

党内法规的性质、内容及其与国家法的关系

准确理解与把握党内法规的性质、内容及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对于推进党内法规制度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属于广义的“软法”“社会法”范畴,但其性质、内容、地位与效力具有自身特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内法规根据其调整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党章及其相关法规”“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与“党的监督保障法规”等五种类型。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既要重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之间相互补充与相互衔接的关系,又要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兼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在"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上,我们往往忽视另外一套在乡村社会发挥调控、规制作用的规范----民间法。而民间法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通过论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四种关系情形,认为民间法与国家法共同构建着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乡村社会法治秩序建构的关键应当是实现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国家主义派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认识的演变

国家主义派对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是随着当时局势和思想状况的变化而演变的:在军阀割据时期,国家主义派虽然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但在其内部,出现了关于国家与个人孰先孰后的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家主义派逐渐走上"国家至上"论,主张国家是个人的目的;跟随国民党抵达台湾后,国家主义派开始正视个人自由,并从学理上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合理性。国家主义派对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之演变,有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

宋阳、左海聪撰文《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指出，任何社会关系都应不同程度地受到规则的调整，通过规则的设定或生成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便是治理的应有之意。而在调整的过程中，规则会以多种形态存在并分别发挥作用。

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走向

旧体制对社会的抑制,导致社会自组织能力发展迟缓,社会活力的张扬受到阻滞。在当今中国,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使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弥散和集聚成为亟需认真对待的社会现象,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对此,学界有人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出发提出各种的见解。 一种意见认为,找国社会主义建设“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原有的社会结构没有彻底完成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过程,长期以来实行一种高度集权的超经济强制机制。因此,在我国,要根本解决经济效益差和政治民主化程度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完成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树立国家权力弱化的观念,使社会摆脱对国家的全面依附。

转轨以来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饿罗斯开始正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孰。为了搞好配套改革,俄罗斯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调整,深入考察俄罗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总结其教训,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转轨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俄罗斯独立以后,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搞好农副产品收购

农副产品是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料,也是轻纺工业的重要原料和外贸出口的重要物资。搞好农副产品收购,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对于促进工农业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扩大外贸出口,稳定市场物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供销社担负着整个农副产品中大多数品种的收购、调拨任务,因此,这项工作做得好坏,是衡量各级供销社是否坚持“一个方针”、“二个服务”、“三大观点”的重要标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放宽了农业政策,提高了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整了奖售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和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