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情况下国家监护制度的行政法建构

《民法典》第34条第4款增设了紧急情况下国家监护制度。其作为私法公法化的典型制度,在防止被监护人陷入监护困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对于紧急情况下的国家监护制度,《民法典》只是规定了原则性条款,行政法领域尚未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导致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国家监护介入机制难以启动、介入标准难以确定和介入缺位难以追究等问题。为此,应从探索国家监护的启动机制、明确国家监护的介入标准和完善国家监护的责任制度等方面入手,促进紧急情况下国家监护制度的准确适用和规范发展。

国家监护人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因应

监护制度虽主要被规定于民事法律规范中,但其并不具有先天的私法属性,民政部门也非以民事主体身份履行国家监护职责。国家监护人仍是以公法身份、为履行公法职责而涉足监护领域,并与被监护人、第三人之间形成具有公法意涵的法律关系。为解决国家监护人因法律制度缺失而长期实效不彰的制度困境,需要立足于国家监护人的公法法律地位,并考量其与被监护人、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形态,构建具有实操性的国家监护人法律制度。在制度框架方面,需要涵盖以行政委托理论为基础的责任履行机制,以及沿循行政公益诉讼进路的履责监督机制。

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政府主导责任

未成年人监护经历了从家庭监护到国家监护的演变,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确定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中的主导责任,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德国政府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民众意愿呼唤政府在未成年人监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中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国家监护视域下未成年人民事司法救济

现代福利国家思潮促成了国家监护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失能后的救济功能。司法作为国家监护的重要一极被赋予了救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核心作用。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纷纷以此为据,构建了各具特色却又在本质上殊途同归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我国也应该借鉴域外先进制度,在国家监护的理念下,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设置专门法庭、选择专业的法官,尽快构建适于我国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程序。同时通过强化司法裁判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的社会导向机能,能动地推进我国家庭、社会、政府多位一体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社会联动机制的不断完善。

多法域交会下的国家监护:法律特质与运行机制

国家监护是国家深度履行人权保障责任的体现和担当。从国家监护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融合了国际人权理念、民事监护制度、社会救助和社会保护机制,具有多重法律属性,跨越多个法律部门。基于国家与儿童、国家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三重关系的内在要求,面向儿童的国家监护应遵循终极负责、有限干预的理念,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家庭场域优先的原则,形成国家机构合作、社会资源聚合的模式。在民法规范框架已确立的现阶段,社会法的创新和突破及其与民法的呼应互补,将为构建体系化的国家监护制度铺就前程。

监护的公法化:德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监护是指由国家出资并代表国家设立监护机构的监护制度。我国现行立法对国家监护的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基于历史、理论及现实的需要,我们应借鉴德国先进经验,在国家监护机构的设立、国家监督、国家代位作监护人等方面对国家监护制度进行重构。

我国残疾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建构路径与制度设计

残疾人国家监护具有特殊性,除了补足行为能力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而我国现有的国家监护制度以当事人行为能力存在缺陷为前提,形成了残疾人权利保障的真空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虽然从定位上明确了民政部门在国家监护中的核心作用,但规定笼统,操作性不强,现有的照护制度亦存在保障程度不足、方式单一的缺点。通过对美、德两国的立法和实践进行考查,结合我国国情,共有两种残疾人国家监护制度法律建构的路径,其中建立在民事监护基础上的残疾人国家监护路径更优。我国需要从完善残疾人国家监护的启动方式、构建多元化残疾人国家监护保护方式、优化残疾人国家监护人的选任和权利救济三个角度,建构和完善残疾人国家监护制度。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构成要素研究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关注。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应该包含的五个基本构成要素中,监护事项国家决定法律规范、监护监督法律规范、亲权强制终止法律规范和国家代替位监护法律规范是构成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一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关于社会转型期完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有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已无法满足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亟待完善。完善现有国家监护制度的对策建议包括将单位、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转变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协调组织;扩大享受国家监护的未成年人群体范围;对不适当监护人监护权的撤销、制裁问题上,相关法律法规应修改被动、消极的规定。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之反思与重构——以监护监督与代位监护机制设计为核心

我国原有监护制度以家庭血缘为基础,强调家庭私权自治,忽视国家公权介入。社会的发展与现实需要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重构国家监护制度是解决社会转型期监护缺失问题的必要途径,其重点是在原有监护制度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监护监督机制和国家代位监护机制两大核心要素。

国家监护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融入研究——以H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为例

中国在近二十年来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国家有更多力量去关注儿童事业的发展。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是在儿童事业快速推进中逐步发现的一类儿童,国家监护下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指由民政部门作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利、承担监护责任下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在个人、家庭、学校、机构等因素的影响下,突出表现为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社会交往能力欠缺、自我认同感较低、学习成绩普遍较差等问题。本文从心理层面、价值层面、社会层面进行国家监护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剖析,并据此提出“实行体验学习,提升适应能力”“注重示范效应,优化社交技巧”“重视发展引导,增强自我认同”“加强主体联系,提高学习成绩”等针对性对策,以期提升此类儿童社会融入能力,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生活。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与国家监护制度的完善

此次《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最大亮点在于确立了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设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国际通行做法,有利于弥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核心缺陷。《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规定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包括国家监护主体和国家监护职责两方面内容,进而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主、国家监护为辅和兜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借鉴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国际立法经验,应从健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机构、设立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监测机制、补充国家监护经费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探析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以传统的家庭监护为主的混合亲权制度,是一种以私法调整为主的监护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这种家庭监护制度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相适应之处,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其进行调整乃至重构。文章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与我国现行伦理法制相融且切合实际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为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进行有益的探索。

从未成年人保护看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

本文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场出发,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相对滞后、公力干预消极被动以及目前未成年人家庭私力监护中恶性事件不断发生的现实状况,借鉴西方国家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实践经验,引入国家公力机制、加强国家公力干预和监督,对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进行了初步设计,以弥补家庭个体监护的不足和缺陷。

论未成年人流浪问题的治理——以国家监护为起点的分析

我国以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的制度设计已经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起完善的国家监护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立法虽涵盖了国家监护的基本要素,但其制度功能却几近缺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在国家监护中的缺位与失职。因而,治理未成年人流浪问题需要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协同型政府,通过给付行政与合作治理的方式,设立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完善监护补足体系、构建临时监护与直接监护保障机制。

公法视角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研究

监护是家庭、社会、国家三者共同的事业,其中国家监护和社会监护是随着福利国家和新公共行政而产生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包括监护人选任的公权干预、家庭个体监护或者社团监护监督之公权介入、监护执行之公权干预和其他公权监护保障等制度。监护权不仅属于私法权利,在公法层面更可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应当承担尊重、保护、给付义务。《民法总则》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设计中仅规定国家对监护人不法行使监护权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排除和救济义务,在概念体系、性质内容、制度措施、组织保障、监督救济等方面规定不足,需要公法补充。建议明确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国家公务性质,形成专门的国家监护行政管理执法机构,明确国家行使监护权要遵循公权介入必要性和正当性原则,提供相应的司法救济。同时发挥检察机关公益代表的职能,完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监督机制。

论我国留守儿童国家监护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

国家主义是当前全球性儿童保护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表现,是各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改革的现行态势。依据"国家亲权"理念,国家对未成年人进行国家监护,监护监督和代位监护是国家监护的两种方式。设立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监护监督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进行指导、协助和监督;必要时,由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其他第三人代表国家直接对留守儿童行使国家监护。

论留守儿童的父母责任回归——以实证分析与国家监护为视角

留守儿童是伴随我国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目前该群体数量之大、问题之多已然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本文选取两个地方作为样本,分析留守儿童问题表征以及根本原因,从而提出相应对策。父母责任的回归是确保该群体健康成长的核心所在,父母责任依据则是父母乃照顾自己孩子之最适格主体,法律赋予父母资格其实质是履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子女成年。国家立法不仅确认父母养育儿童为其固有权利义务,而且监督父母正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基于留守儿童父母监护能力受限导致家庭功能弱化之故,国家则应积极承担其"家长"之责,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必要的扶助。为此,国家立法应提升父母责任的层级,细化强化父母责任;建立家庭责任评估制度;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政府积极推进留守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以此克服我国现行法律保障留守儿童权益之明显不足。

行政法视域下国家监护制度的运行机制构建

我国《民法典》承袭既往的民事立法成果,为国家监护制度搭建了法律框架,从而为民政部门及相关社会组织设定了相应的国家监护职责。为了更好地为被监护人提供救济与保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法视域下,构建《民法典》中国家监护制度的行政法运行机制非常有必要。为此,应针对《民法典》中国家监护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理念与目标脱节、主体与职责错配、职权与任务失调、责任与义务失衡等问题,对国家监护的行政法品格进行理论反思,厘清国家监护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国家监护的行政法品格,并从赋予国家监护独立的行政法价值、科学确定国家监护职责的主体、配齐配强国家监护行政职权、明确国家监护的行政责任及救济等方面具体构建国家监护制度运行机制。

论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以未成年监护为视角

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事件频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缺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国家监护制度的缺失。针对我国国情,建议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立法指导思想下,完善遗嘱监护制度,增加虐待儿童罪,加大监护案件的司法介入力度,明确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民政部门作为监护组织的作用,加大未成年人监护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困难扶助计划,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推行行政补充,以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