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礼乐与民间礼俗音乐的相通性——以浙江地方志文献为研究对象

国家礼乐是指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具有垄断性、程式性、等级性、政治性、丰富性等方面的特点。民间礼俗音乐是指在民间举行的礼俗活动与礼俗仪式用乐,具有区域性、丰富性、灵活性等方面的特点。国家礼乐与民间礼俗音乐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政治策略,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文章以浙江省地方志所载音乐史料为研究对象,探讨浙江地区民间礼俗音乐的丰富性存在,并阐释国家礼乐与民间礼俗音乐之间的相互关系。

简析国家礼乐的历史遗存脉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乐文化之邦,"礼乐相须以为用"的理念贯穿了整个中国音乐文化历史,无论是历史上国家的五礼用乐,还是在当下以各种用乐形式继承着传统的五礼用乐,都是制度下的产物,更是对国家礼乐形式的一种延续。沿着这条脉络,在当下不管在民间、寺庙、还是道观中都能发现历史上国家礼乐的影子,这就对我们研究传统音乐在当下民间的遗存积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代国家礼乐教育相关问题辨析及启示

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源自周代国家的礼乐教育。周代国家礼乐教育面对两种人,一是专业乐人,一是国子。没有前者自身的教育也就无法完成对后者的教育。作为礼乐,既要把握乐德、乐语、乐舞,还要考量与多种礼制/礼俗仪式相须固化为用,以及不同乐制类型对应不同礼制仪式类型的丰富性,这是完整意义上的礼乐内涵。以社会和谐有序为目的的乐教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礼乐观念之上。既往对周代礼乐教育更多关注周王室和国子,却忽略在《周礼》与《仪礼》中所表述的周王室之礼乐与诸侯国的相通一致性、承载礼乐群体亦应进行教育的层面。作为仪式性群体固化为用、且具有多类型性和多种风格的礼乐形态,在没有现代科技以为支撑的社会形态下,如何完成周王室之皇家礼乐机构与诸侯国礼乐机构这种相通一致性需认真思考。研究传统乐教,须从礼乐观念、礼乐形态、礼乐的仪式性存在、礼乐之功能性为用以及文化认同等诸种意义上综合考量,这是传统的整体意义;在礼制与礼俗仪式中、在乐与之相须为用中体味和谐,乐教思想由此而生。谈乐教没有礼乐本体形态是无形而上,只谈礼乐本体形态不把握与之相须的礼制/礼俗仪式也是缺失,还应关注礼乐文化认同,显现传统乐教完整观念。

从泰山祭祀用乐看中国传统音乐的上下一致性

中国的礼乐制度显示"礼乐相须以为用,乐非礼不举,礼非乐不能",泰山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即皇家祭祀、吉礼的用乐范畴,其祭祀用乐是国家礼乐的延续。上行下效,泰山周边的祭祀用乐也会吸收融合这种用乐的形式,即传统音乐制度下御用向民间发展。在泰山岱庙中发现的《玉音仙范》乐谱手抄本其包含的乐曲曲名有好多是和明清时期国家礼仪用乐的乐曲曲名相同,在泰山周边的地区至今还在传承着。民间是传统文化能够原样保存的最好的土壤。

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中礼乐文化缺失的思考

中国音乐教育史中是否应全面认知传统礼乐文明,中国礼乐文化教育何以缺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礼乐与俗乐两大类型并行不悖、互为张力地发展,有如一个完整躯体的两支臂膀,如果音乐教育史课程中缺失了礼乐文化内容,是否将本来完整的躯体以残缺的样本提供给学子?本文作者结合这些年的相关研究提出若干设问,以期引起学界对中国礼乐文化内涵深层把握的基础上使之融入音乐教育史课程之中。礼乐文化无论作为音乐教育史的撰写以及当下音乐教育的实施都不可或缺,毕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应为音乐学子文化身份的认知与认同所采取。

礼乐制度滥觞阶段之孕育与成型分期探研

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为中国礼乐制度漫长的滥觞阶段。礼乐制度经历了从礼俗孕育、理念和形态定位成型,转化为国家礼制以至体系化确立的过程3所谓孕育期指形成礼的观念后由礼成俗,而成型期则是由礼俗向国家层面的礼制转化。从乐的视角观察,国家礼乐文明孕育当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氏族部落方国乐舞存在为特征,而成型则以龙山时期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和殷商文化为典型显现,是为聚落、方国到国家之衍化。回溯中国礼乐制度周代定型阶段之乐制类型和乐器形态特征,可较为明确认知礼乐文明滥觞阶段孕育期和成型期的相应特色以及周之定型阶段从乐的整体意义和乐队组合上的主动定位选择.礼乐文明在滥觞阶段显现多元一体,进入国家阶段后则为一体多元样态。

雅乐观念的成熟与元典认知

雅乐观念初现非国家礼乐核心为用。“国乐”“正乐”“华夏正声”是国家礼乐核心为用的成熟雅乐观念。当外来乐舞进入,梁武帝萧衍以中原乐制定位“国乐以雅为称”,创制“十二雅”,以一雅对应一层级;隋文帝杨坚认知金石乐.悬领衔乐队以“华夏正声”定位,在太常专设雅部乐;玄宗朝《开元礼》以“十二和”与多种乐舞定位雅乐,面对不同仪式对象有选择组合,用于国家吉礼,亦与鼓吹乐共用于嘉、军、宾礼最高仪式,国家雅乐观念呈现出成熟样态。所谓典雅、精雅、雅致乃至雅化概念非“雅乐--正乐”,以礼乐而非以雅乐论的“六乐”为雅乐元典“乐经”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