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乾时期的乐制更作看清代礼乐制度的发展

在我国的儒教传承中,"礼"和"乐"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礼乐制度的发展反映了儒家教化的深入程度。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推行的乐制更作是礼乐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康熙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理论建构,康熙帝本人亲自阐发了十四律新说,在此基础上主导编撰了乐理和乐律上的集大成作《律吕正义》;乾隆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制度建设,在词章、考据、以及乐舞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各方面对康熙朝做了许多有益的补充。康乾两朝乐舞制度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这一时期得以与汉、唐并列为我国王朝时期盛世的重要原因。

先秦礼乐发展述略

说到中国古代的礼乐制,人们首先就会想到西周的礼乐制度.因为西周的礼乐制度是历代中最为全面、繁杂,几乎可以说是无事不在礼乐制度的包容之中.……

两种不同类型国家间的货币关系之研究

本文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作为分析、研究的基础和指导，通过对旧中国和美国的货币制度的比较，来分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从货币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先进的货币制度是与先进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首先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国家率先开始实行先进的货币制度，而社会发展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或地区，其货币制度也是落后的。作者认为，中美两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为我们比较分析两国的货币制度在方法论上创造了条件，在美国从殖民地转变为金元帝国和在中国从封建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两国的货币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由此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货币关系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礼乐制度滥觞阶段之孕育与成型分期探研

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为中国礼乐制度漫长的滥觞阶段。礼乐制度经历了从礼俗孕育、理念和形态定位成型,转化为国家礼制以至体系化确立的过程3所谓孕育期指形成礼的观念后由礼成俗,而成型期则是由礼俗向国家层面的礼制转化。从乐的视角观察,国家礼乐文明孕育当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氏族部落方国乐舞存在为特征,而成型则以龙山时期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二里头夏文化和殷商文化为典型显现,是为聚落、方国到国家之衍化。回溯中国礼乐制度周代定型阶段之乐制类型和乐器形态特征,可较为明确认知礼乐文明滥觞阶段孕育期和成型期的相应特色以及周之定型阶段从乐的整体意义和乐队组合上的主动定位选择.礼乐文明在滥觞阶段显现多元一体,进入国家阶段后则为一体多元样态。

岱庙、东岳庙会用乐的相关问题

通过对岱庙、遥参亭、玉皇顶和郡庙以及道教用乐相通性的内涵进行考辨,并将岱庙所藏清代晚期诸多乐谱手抄本乐曲与他地所存传统小祀用乐形态进行比较,认为东岳庙祭祀作为国家小祀用乐类型在鼓吹乐组合、乐曲使用以及音声形式丰富性等层面具有典型性,与他地同类型用乐具有相通一致性。岱庙藏谱为学界探讨明清以降官属乐人承载以及国家小祀用乐提供了不可多得、内涵丰厚的文献样本。

周公制礼作乐与礼乐、俗乐类分

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实际上由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构成,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宫廷、各级官府到民间,乐在既有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又有审美、娱乐、教育诸种功能的多种功用下贯穿前行,如此架构硕大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用乐体系。乐既反映和表达人的情感,也显现用乐的多种功能性意义。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成为"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即礼乐和俗乐。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礼乐代表"国家在场",俗乐对应世俗人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对"国家"无意识,可以尽情抒发宣泄,只有在特定场合才会感受到其国家与礼制因"必须"而存在,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本文对学界既有撰史方式和理念进行反思,认定中国音乐文化史其实应该是由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共同架构而成。

企业领导制度的类型与选择

本文根据我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方国家企业领导制度的实践经验,从参加企业经营决策的人数与形式、企业党组织对企业的领导方式、职工群众在企业决策中的地位等方面,划分了不同的领导制度类型,指出各种类型的领导制度均有优、缺点,企业实行何种制度为好要看具体条件,并分析了所要考虑的具体条件,从而阐明国营大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其它企业不能千篇一律地规定只实行厂长负责制这一种制度。既使是适于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企业,也应针对这种制度的弱点,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才能使领导制度健全和完善。

对中国礼乐认知的几个误区

周公国家制度下的制礼作乐,拉开中华民族礼乐文明序幕。中国礼乐文明是贯穿三千载的动态过程,礼乐观念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研究礼乐,首先要界定概念,辨析不同礼制仪式类型与乐制类型相须为用之关系,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礼乐观念进行动态把握,以认知礼乐的实质性内涵。本文在对礼乐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着重辨析中国礼乐研究中的几个误区:以雅乐代礼乐;吉礼用乐为礼乐全部;礼乐断层论,漠视中华礼乐文明三千年;雅乐衰落、俗乐与胡乐兴盛论;重形而上的乐德、乐教,谈礼乐不论本体形态;不察礼乐观念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调整与演进;聚焦宫廷谈礼乐,不把握礼乐制度上下相通的体系化;不从当下民间社会礼乐活态把握传统,看不到历史上国家礼乐的民间接衍。

新出郑译墓志所见隋初的乐治与国家

关于乐治在国家中的作用,隋文帝曾下诏言:“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1隋代乐制上承两晋南北朝,下启唐代,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隋文帝开皇时期乐制改革的影响最为凸显。在此背景下,对于隋代音乐本身及制度的研究历来是音乐史的关注点。近年来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乐治日益引起学界关注。

音乐中的国家宝藏——青铜伎乐铜屋

在此之前,我们认识过许多先秦时期流传至今的音乐文物,最为常见的有编钟、编磬、古琴等乐器。在当时礼乐制度的影响下,人们对于音乐的重视程度,通过这一件件音乐文物中皆可体现出来。本期要向大家介绍的国家宝藏同样是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件文物。这件文物充分地展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家中享受音乐的场景。这距今2000多年前的"家庭音乐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看看吧!青铜伎乐铜屋于1982年3月出土于浙江省绍兴市坡塘狮龛(kan)子山306号墓中。虽然还没能确认墓主的真实身份,但通过史学家的研究,可以推测这是越国一位贵族的墓葬。

儒家乐教释义

中华文明,素有礼乐文明之内涵,礼乐并举、优于政刑是其一贯的文化特色与制度特点。中华文明相较西方文明的一大区别,便是在较早时期就意识到音乐所具备的道德属性与教化价值,并自觉将其作为培养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最终促使中国呈现出“礼乐之邦”的文明样态。音乐很早便成为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突出表现在儒家礼乐教化的观念中。儒家继承发扬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并通过人文化与内在化转述,构建出其独特的教化主张。而以往对儒家礼乐教化的研究,往往重礼轻乐,本文则要直面乐教之内涵与现代价值。

宾礼用乐研究综述

宾礼是五礼之一,形式多样,用乐丰富,宾礼用乐是中国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宾礼及其用乐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我国的礼乐制度,文章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隋唐墓葬中的“房中乐”题材

隋唐时期墓葬中,墓室壁画或随葬品中常涉及音乐题材,以往研究多将其视作讨论音乐、舞蹈的素材。事实上,这些内容是礼乐文化在墓葬制度中的一种表现,它们不仅具有礼制内涵,同时还是现实礼乐建设的一种映射。其中,“房中乐”题材专门用以彰显“后妃之德”,在墓葬中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文以下即对此专门讨论。一 文献所见“房中乐”之渊源“房中乐”之名,最早可追溯至周代,《周礼·磬师》《仪礼·燕礼》中皆有提及,汉代延续其传统。

2016年全国新课标卷高考语文模拟试题

第Ⅰ卷阅读题甲必考题一、现代文阅读（9分,毎小题3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斯文＂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认。显然,孔子赋予了＂斯文＂极高的内涵——天道,而天道便蕴藏于礼乐制度之中。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更加透彻：＂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斯文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