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规范的完善

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对地球环境及人类发展都影响重大,但现有法律规范却还很不成熟。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构建新的全球性协议的角度出发,对新协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在对协议的具体内容设计进行探讨后,认为新协议不仅应当完善对核心问题的规范,还需要建立专门的协调机制,促进相关制度的有效实施。中国应当继续积极参与国际立法的谈判与制定,确保自身在国家管辖外海域的相关权益,努力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视角

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问题已经成为正在筹备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第三个执行协定的重要内容。其中,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是问题的核心。以往的国际法规范主要解决位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而对于国家管辖外海域的遗传资源,则要从利益平衡和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考察惠益分享制度适用于此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惠益的产生和分享的便利,但滥用该制度却会损害相关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有的多边惠益分享机制还很不成熟,与知识产权的结合也很有限,因而在构建针对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时,应当将知识产权制度和惠益分享目标结合起来,一方面充分利用知识产权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使其服务于全球利益。其中,提高披露要求和建立公共信托基金等方式可用来促进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的产生和分享的实施。

国家管辖外海洋保护区与“区域”冲突问题研究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对区域内的活动进行了相对有效的管理。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相关制度的快速发展,保护区的管辖范围势必会与国际海底区域的范围产生重合,从而在环境污染治理和基因资源开发等诸多管辖权方面产生冲突。文章通过对国家管辖外海洋保护区、国际海底区相关概念的论述,分析冲突原因,提出协调建议,呼吁我国加快建立健全相关国际海洋法规制,主动应对可能产生的问题。

论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长期以来都是国际海洋立法中的焦点问题。在惠益分享的形式、惠益分配模式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界定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法律属性时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谈判时,将我国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价值内核,主张优先考虑非货币性惠益,辅之以货币性惠益分享形式,并支持采用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模式,提高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效率,形成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的中国方案,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分配的国际法秩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阈

国家管辖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分配是全球海洋治理的新领域,当前面临着秩序缺位问题。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国家管辖外海域海洋遗传资源分配的国际法秩序构建,是化解国际海洋法传统价值观念困境的有益尝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内核,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分配的国际法秩序涉及了权属、利益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对应着人类共同遗产下的开放获取范式、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以及生态系统方法三个制度要素。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推动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分配国际法秩序的形成,需要中国凭借自身的话语表达与实际行动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将中国方案转变为世界方案。

国家管辖外生物保护的国际立法研究

科技水平的提高,使人类获知海洋的能力增强并能够从海洋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殖民式的人类活动也对国家管辖外生物资源(英文缩写为BBNJ)造成极大的影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奥斯陆和巴黎委员会(OSPAR)、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等国际与区域性机制对国家管辖外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作用呈现出非体系化与碎片化特点,存在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条约、涉及主体众多、管理机构各自为政、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法主体地位缺失等缺陷。联合国大会自2015年启动制定国家管辖外生物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的谈判进程,这将是一个多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该过渡期内,为了尽可能地对国家管辖外生物资源进行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应做到完善现有机制,成立专门世界海洋组织,加强及改善现有机构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区域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及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赋予国际非政府组织有限国际法律地位。

跨部门合作法律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建立管理中的作用——兼谈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启示

海洋保护区是当前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海洋治理工具,由于它的建立和管理涉及不同国际机构、国家和其他团体的权能,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有助于海洋保护区的成功设立和有效运行。东北大西洋和马尾藻海地区分别建立了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前者以《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和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为中心,委员会与多个国际机构签署双边谅解备忘录,并制定适用于多边合作的《集体协议》;后者在缺少区域环境保护条约和区域环境保护组织的情况下,通过成立马尾藻海联盟、订立《汉密尔顿宣言》,建立了以国家、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为主导,以软法机制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合作模式。考虑到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周边海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借鉴这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于在"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构建ABNJ海洋治理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起因于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度性缺失,另一方面起因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为制定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制度,国际社会面临建立在以公海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公海制度和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协调和平衡挑战。为消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事项性规范和船旗国管辖的弊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实施综合性管理、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强化国际机构职权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海洋治理合适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思想和管理模式能否被新制定的执行协定所采纳,不仅直接关联海洋法规范性功能的实现和发展方向,而且涉及国家在公海自由使用的权利带来的限制和影响。据此,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执行协定的审议有利于丰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内涵。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机制探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遗传资源,但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管理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多个论坛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解决进路。其中,扩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使其能对海洋遗传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具有诸多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左,实施难度较大;采用区域性管理机制能使特定区域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却容易导致情势的碎片化;实施短效管理机制虽能防止形势恶化,可并不具有拘束力;制定一部《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参与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69/252号决议,开始启动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谈判进程。作为海洋大国,中国参与此谈判进程可以进一步实现中国海洋权益,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速国际法治进程,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也面临着法律依据缺失、研究起步晚、数据与研究理论落后及海洋活动受影响等挑战。中国只有将坚持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完善国际条约履约机制、填补国内法律空白、加强国际合作、鼓励国内科研水平的提升作为应对措施,才能逐步实现中国海洋强国梦与全球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及其法律地位探析

联合国大会2015年2月13日通过了制定一个海洋法框架内的实施协议的决议,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这其中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是实施协议的重点内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以及法律地位问题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先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较大。明确了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并从海洋遗传资源的物的属性出发,从实体物和信息两个维度界定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以期为现在焦灼的谈判另辟蹊径,同时兼顾海洋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公平与效率。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选择和发展前瞻

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作出指引性的规定。海洋遗传资源作为其中的一类,可以存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水体及海床、底土。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海洋遗传资源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水体、海床与底土界线划分。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波恩准则》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规定来看,现行国际法框架下针对此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案,且部分规定存在非适用性的问题。面对未来,需要从海洋遗传资源界定、惠益分享方式等方面设计具体制度,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为全人类共享。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构建逻辑

国际法确立了有关跨境环评的程序性义务,但由各国参照“国际软法”来执行实体性标准。《海洋法公约》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协定环评条款的制定仍应坚持这种基于程序主义的软法规制模式;在国际法框架下开展针对ABNJ的环评,应由国内法主导国际法规范的具体实施,且国家享有自主决策权。这种“国家主导、国家自主决策”的跨界主义方法,可扩展为国内法基于“影响导向”的域外适用;鉴于区域性海洋环评规则与全球性机制的互动关系,中国可积极推动ABNJ环评规则的渐进式发展,并逐步将环评嵌入周边区域性海洋谈判之中。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化建构

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获取和利用潜在价值巨大的海洋遗传资源提供了可能,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理框架的缺失又带来了诸多制度障碍。构建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是实现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当前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谈判进程中,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秉持不同的谈判立场,化解相关谈判过程中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呼唤有效的制度安排。以鼓励海洋科研创新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为基础,进而构建弱限制性获取制度和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制度是符合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目的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变革,中国应当研判海洋遗传资源的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并引导会议进程,推广中国理念。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重点问题评析与中国应对策略

近年来,各国持续关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The Convention on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BBNJ国际协定)谈判问题。文章从BBNJ国际协定谈判发展历程,分析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区域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重点问题,探讨了制定BBNJ国际协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指出我国应加强海洋事务法律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提高我国参与国家管辖外海域治理能力的应对策略。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具有极高科研、商业价值的生物资源,然而作为新型海洋资源,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其予以规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法律规则应是完善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的最佳途径,但新规则的缔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应在新规则未通过之前采取短期管理措施,以期更有效地规制深海底生物资源。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选择与中国方案

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需要处理海洋遗传资源问题,包括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然而现有国际法规定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不具备直接适用的条件。梳理国际法现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总结得出获取和惠益分享可以以“成本”为标准,被划分为严格和宽松两种类型,将不同类型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加以组合得出不同的模型,评估不同模型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应用的利弊,阐明宽松获取和严格惠益分享的组合模型,既能促进技术创新,又能实现惠益公平,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蓝本。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国际海底区域商业性的深海采矿活动即将付诸实践,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却处于缺失状态。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面临诸多困境,如制度构建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分配的主体、方式、标准不明确。国际海底管理局急需新的理念,以指引构建公平的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治理提出的方案,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与利益共享机制的要求不谋而合。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导向、制度导向、实践导向三个层面综合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深海采矿法律制度。

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资源问题及美国政策分析

首先提出了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这一问题领域,将大陆架、南极、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北极等区域及其资源问题进行统一论述,然后从总体上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领域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外面临国际竞争者和国际思潮的压力,对内致力于满足国内的利益诉求,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类政策制订的关键。

国家管辖范围外渔业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渔业法律制度随着海域划界变迁和捕鱼能力的提升,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由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制度模式。现有的ABNJ渔业法律制度大体分为:国际性渔业法律制度、区域性渔业法律制度和个别渔业法律制度。经研究发现,这些制度存在渔业资源分配不公、渔业资源养护变革阻碍大、渔业组织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善、渔业执法制度缺乏体系等问题。对此,建议设立兼顾渔业资源养护义务履行量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提高区域渔业组织对渔业资源养护的管理力,严格渔业准入,加强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完善渔业组织的监管制度和国际合作制度,建立统一有效的渔业执法体系,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