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空间规划

随着人类活动逐渐向海洋发展延伸到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ABNJ),各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之间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为了解决冲突产生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在ABNJ实行海洋空间规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但目前ABNJ海洋空间规划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主体限制、方法数据支撑不足等现实问题,为其具体实施带来了困难。梳理了海洋空间规划理念的来源及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了海洋保护区、生物和生态学重要意义的海洋区域、参照区、环境特别受关注区等相关国家管辖范围内外区域海洋空间规划实践的形式,探讨了未来ABNJ海洋空间规划可能的管理模式(全球模式、区域模式、混合模式)和分类体系(资源开发区、资源利用区、资源保护区),并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完善法律基础、建立协调和监管机制、构建综合评价系统等工作方向,以期促进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国际法治演进与中国机遇

近现代主权理论的产生使传统的抽象主权概念发展衍生出行使实在性权力的管辖权,陆上主权向海方向的延伸催生了国家管辖海域的出现。国家海上管辖权早期主要呈现出海上主权的特性,在其制度化后主要服务于国家海上主权和主权权利。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在海洋领域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发展趋势。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相关活动仍要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基础之上,通过推动符合全人类共同体利益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理念导向的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促进基于国际法的全球海洋秩序朝着更加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制度选择和发展前瞻

保护地球生物资源的国际性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对遗传资源作出指引性的规定。海洋遗传资源作为其中的一类,可以存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水体及海床、底土。处于不同空间位置的海洋遗传资源如果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明确水体、海床与底土界线划分。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和《波恩准则》关于海洋遗传资源的规定来看,现行国际法框架下针对此问题可以有多种方案,且部分规定存在非适用性的问题。面对未来,需要从海洋遗传资源界定、惠益分享方式等方面设计具体制度,确保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为全人类共享。

跨部门合作法律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建立管理中的作用——兼谈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启示

海洋保护区是当前最为重要的综合性海洋治理工具,由于它的建立和管理涉及不同国际机构、国家和其他团体的权能,因此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有助于海洋保护区的成功设立和有效运行。东北大西洋和马尾藻海地区分别建立了当前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前者以《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和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为中心,委员会与多个国际机构签署双边谅解备忘录,并制定适用于多边合作的《集体协议》;后者在缺少区域环境保护条约和区域环境保护组织的情况下,通过成立马尾藻海联盟、订立《汉密尔顿宣言》,建立了以国家、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为主导,以软法机制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合作模式。考虑到当前海上丝绸之路周边海域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借鉴这两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对于在"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构建ABNJ海洋治理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起因于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度性缺失,另一方面起因于海洋生物多样性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为制定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制度,国际社会面临建立在以公海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公海制度和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协调和平衡挑战。为消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事项性规范和船旗国管辖的弊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实施综合性管理、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以强化国际机构职权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海洋治理合适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思想和管理模式能否被新制定的执行协定所采纳,不仅直接关联海洋法规范性功能的实现和发展方向,而且涉及国家在公海自由使用的权利带来的限制和影响。据此,国际社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新执行协定的审议有利于丰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内涵。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管理机制探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遗传资源,但现有的国际法尚未对其管理机制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多个论坛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解决进路。其中,扩大管理局的职能范围,使其能对海洋遗传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具有诸多优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左,实施难度较大;采用区域性管理机制能使特定区域纳入法律的运行轨道,却容易导致情势的碎片化;实施短效管理机制虽能防止形势恶化,可并不具有拘束力;制定一部《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及其法律地位探析

联合国大会2015年2月13日通过了制定一个海洋法框架内的实施协议的决议,致力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这其中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是实施协议的重点内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以及法律地位问题是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先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较大。明确了海洋遗传资源的定义,并从海洋遗传资源的物的属性出发,从实体物和信息两个维度界定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以期为现在焦灼的谈判另辟蹊径,同时兼顾海洋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公平与效率。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构建逻辑

国际法确立了有关跨境环评的程序性义务,但由各国参照“国际软法”来执行实体性标准。《海洋法公约》有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ABNJ)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新协定环评条款的制定仍应坚持这种基于程序主义的软法规制模式;在国际法框架下开展针对ABNJ的环评,应由国内法主导国际法规范的具体实施,且国家享有自主决策权。这种“国家主导、国家自主决策”的跨界主义方法,可扩展为国内法基于“影响导向”的域外适用;鉴于区域性海洋环评规则与全球性机制的互动关系,中国可积极推动ABNJ环评规则的渐进式发展,并逐步将环评嵌入周边区域性海洋谈判之中。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制度化建构

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类获取和利用潜在价值巨大的海洋遗传资源提供了可能,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国际法治理框架的缺失又带来了诸多制度障碍。构建海洋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是实现对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前提。当前进行的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以下简称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谈判进程中,各国基于不同的价值导向秉持不同的谈判立场,化解相关谈判过程中国家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呼唤有效的制度安排。以鼓励海洋科研创新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为基础,进而构建弱限制性获取制度和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制度是符合BBNJ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目的的有益尝试。面对国际变革,中国应当研判海洋遗传资源的发展趋势,针对性地强化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与并引导会议进程,推广中国理念。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重点问题评析与中国应对策略

近年来,各国持续关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协定(The Convention on Marin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BBNJ国际协定)谈判问题。文章从BBNJ国际协定谈判发展历程,分析海洋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区域管理工具、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等重点问题,探讨了制定BBNJ国际协定需要考虑的因素,指出我国应加强海洋事务法律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提高我国参与国家管辖外海域治理能力的应对策略。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底蕴藏着丰富的具有极高科研、商业价值的生物资源,然而作为新型海洋资源,目前尚无明确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其予以规制。创建一个新的国际法律规则应是完善深海底生物资源法律制度的最佳途径,但新规则的缔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应在新规则未通过之前采取短期管理措施,以期更有效地规制深海底生物资源。

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选择与中国方案

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国际法律约束力文书》需要处理海洋遗传资源问题,包括其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然而现有国际法规定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不具备直接适用的条件。梳理国际法现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总结得出获取和惠益分享可以以“成本”为标准,被划分为严格和宽松两种类型,将不同类型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加以组合得出不同的模型,评估不同模型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应用的利弊,阐明宽松获取和严格惠益分享的组合模型,既能促进技术创新,又能实现惠益公平,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义的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蓝本。

国家管辖范围外渔业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以下简称ABNJ)渔业法律制度随着海域划界变迁和捕鱼能力的提升,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由分散到集中再到分散的制度模式。现有的ABNJ渔业法律制度大体分为:国际性渔业法律制度、区域性渔业法律制度和个别渔业法律制度。经研究发现,这些制度存在渔业资源分配不公、渔业资源养护变革阻碍大、渔业组织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不完善、渔业执法制度缺乏体系等问题。对此,建议设立兼顾渔业资源养护义务履行量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提高区域渔业组织对渔业资源养护的管理力,严格渔业准入,加强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完善渔业组织的监管制度和国际合作制度,建立统一有效的渔业执法体系,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管辖范围外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

国际海底区域商业性的深海采矿活动即将付诸实践,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却处于缺失状态。在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构建过程中,国际海底管理局面临诸多困境,如制度构建的理论资源不足以及利益分配的主体、方式、标准不明确。国际海底管理局急需新的理念,以指引构建公平的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治理提出的方案,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与利益共享机制的要求不谋而合。国际海底管理局应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导向、制度导向、实践导向三个层面综合构建深海采矿利益共享机制,完善深海采矿法律制度。

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资源问题及美国政策分析

首先提出了二战后的"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外区域"这一问题领域,将大陆架、南极、国际海底区域、外层空间、北极等区域及其资源问题进行统一论述,然后从总体上分析了美国政府在这一问题领域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外面临国际竞争者和国际思潮的压力,对内致力于满足国内的利益诉求,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类政策制订的关键。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划定问题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的划定不仅涉及人类共同遗产的合理保护,也与相应资源的权利归属相关联。目前国际上在划定专属经济区和相邻国家或相对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界限方面,尚未形成被国际普遍接受的方案。根据近年来海洋划界争端案件的处理经验,在进一步处理国家范围外海域外部界限问题时各国应积极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在进行大陆架划界时遵循公平原则、自然延伸原则和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并在划分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时合理采用单一的海洋边界,各国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洋资源。

论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的构建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长期以来都是国际海洋立法中的焦点问题。在惠益分享的形式、惠益分配模式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界定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法律属性时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谈判时,将我国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价值内核,主张优先考虑非货币性惠益,辅之以货币性惠益分享形式,并支持采用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惠益分享模式,提高资源的整合和利用效率,形成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制度的中国方案,对于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是当前国际海洋立法中的焦点问题。确立惠益分享制度,需要平衡和协调其与公海自由原则、各国海洋管辖权、国际海洋渔业的关系,同时也要面对国家间运用海洋遗传资源能力的巨大差异。在惠益分享制度谈判过程中,关于分享的主体、范围与模式的分歧最大。在模式选择上,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和海洋科学研究模式各自有其缺陷,不能完全照搬。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因其财产表述与经济实践难以为惠益分享制度确立价值基础,有必要对其进行扬弃。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惠益分享的指导原则和价值遵循,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是更优的选择。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法律困境与出路

由于存在巨大的潜在科学与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遗传资源。与此同时,在缺乏有效的管理机构与保护机制的背景下,对海洋遗传资源不受限制的获取与利用,不仅会造成海洋生态破坏的环境问题,也会引发利益分享的现实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已致力于解决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2月13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制定了一个海洋法框架内的实施协议,尽管如此,仍未形成专门管理这些资源的法律框架。因此,本文探讨了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的国际法相关规则。

现有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管理措施

通过梳理现有区域性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在禁止捕捞特定海洋生物、禁止排放与倾倒废物、禁止转运活动、联合评估海洋环境以及海上检查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得出国际社会在确保尽可能多的缔约方加入该国际文书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完善缔约方报告制度,并在借鉴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基础上,探讨设立非缔约方报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