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

金融改革与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来自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参数法测度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在此基础上,以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该政策对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从技术进步偏向角度看,中国城市整体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且不同区域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差异逐步缩小;从政策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增进了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该政策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城市资源依赖异质性与政策异质性,且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该政策效应依旧显著;从作用机制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强居民绿色消费观念、提升重点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三个路径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从环境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实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的“双降”。文章完善了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应的评估框架,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借鉴。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工具协同网络研究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建设科技强国有重要意义。为总结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发展规律与典型经验,文章以广东、安徽和四川三个省级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三个试验区在政策形成与政策扩散时期的政策工具协同网络。政策形成时期,广东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并加强科技合作;安徽以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四川以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政策扩散时期,广东形成了以“科技合作—法规管制—示范试点”为多元核心的政策工具协同网络;安徽注重科技合作;四川注重制度改革。

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立法保障问题初探

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其国家战略属性以及稳定发展目标急需立法层面的保障和支持。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立法对推进中央和地方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依然面临立法支撑少、先行先试立法受阻、立法适用范围有限等难题,需要在法治思维的引导下,坚持科学立法和多元化立法,注重中央与地方的配合,构建区域法制协调备案审查机制和立法评价机制。

上海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相关政策研究

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背景下,梳理上海市出台的促进全面创新改革的各项政策文件,利用社会网络法研究全面创新改革相关政策之间的网络结构,并进一步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评价上海市全面创新改革相关政策对试验区建设方案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地方全面创新改革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供政策指引和技术支持。

创新制度改革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来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创新制度改革对释放城市创新创业活力、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究了创新制度改革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随着实施时间的推移促进效应逐渐递增。试验政策主要通过吸引企业和创新要素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大财政科技支出等途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是不同创新改革试验区的制度红利存在差异,开放合作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接产业转移改革试验区和区域协同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生产率效应显著,军民融合创新改革试验区的生产率效应不显著。为全面建成创新型国家,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把科技创新与制度改革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新动能的“双引擎”,持续释放创新改革红利。

浙江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成效、问题和对策建议

文章以浙江省“两市两县两区”试点为重点,采用文献资料收集检索等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浙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验与成效,同时找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性地提出有关对策建议,期待形成可供推广的全面创新改革“浙江样本”。

四川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目标、路径与举措

2015年9月四川省获批成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战略布局的结果,"四川试验"的区域定位是辐射西南的内陆大省,要体现四川省和西南地区市场化发育尚不够充分、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创新要素多样且复杂的区域性特征。四川作为内陆大省,其发展有以下特点:一是转型发展处于战略转折期。国家"一带一路"等南向、西向战略实施,使得四川等区域从过去的"三线"跃升为新一轮开放创新的"前沿"。二是科技教育资源大省,但不是强省。区域内既有大量中央科研机构、国防重装、部属高校,也有众多的地方高校、央企和民企,科技资源丰富但分割严重,体制创新障碍典型,问题复杂。四川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主要功能和基本思路可以是,以军民融合体制建立,作为探索破解体制障碍的切入点;以企业为核心的科技管理体制创建,作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模式探索;以技术产权深化改革,作为激发创新者动力和活力的新举措;以"南丝绸之路"和西向通道建设,作为新一轮开放创新的新模式。

8个试验区 改革正发力 169项全面创新改革举措全部启动,部分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

2015年5月，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等8个区域被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力争通过3年努力，基本构建推进全面创新改革的长效机制，每年向全国范围复制推广一批改革举措和重大政策。

泉州有望成为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

近日市场海西板块表现活跃。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资金的做多热隋可能源于对于泉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加快推进的预期。这一方案正在报批过程中，如果顺利获批，泉州将会成为继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之后第三个国家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于福建沿海经济转型和稳增长目标的实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开发试验区财税优惠政策的探讨——以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为例

2013年2月7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审议并正式批准设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作为目前国家批准设立的唯一一个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试验区，其设立标志着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8月26日，四川省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2013-2017年）》（以下简称《规划》）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攀西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的政策意见》（以下简称《政策意见》），明确提出以综合利用为核心，加速推进试验区从“以钢为纲”向多种元素综合利用转变。

在“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调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建设自贸试验区的战略构想,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目前我国已经部署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构建起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各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向着更高水平:中国自贸试验区这十年

这里,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约18%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总额。这里,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02项制度创新成果,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23年是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十年来,各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全力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开放创新,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保险开放创新的回顾与展望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成立。截至202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满十年。遵循“中央顶层设计+地方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经验路径,上海自贸试验区承担“为全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的国家试验重任,12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和推广。

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统一化、标准化、信息化”改革事项

国务院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做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工作。通知指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肩负着更好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重大使命。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自贸试验区所在地区和有关部门结合各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特色特点,全力推进制度创新实践,形成了自贸试验区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将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推动国家级重大平台在改革创新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4月15日,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求发主持召开辽宁自贸试验区经验总结推广会暨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沈阳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工作推进会议,听取四个国家级重大平台试点任务完成情况汇报,总结推广改革创新经验和做法,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20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差分法和合成双重差分法考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提升了试验区城市创新能力,且随着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其政策效应不断增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通过发挥政府引导效应、政策集聚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环境优化效应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的创新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上海、武汉、西安、安徽、四川等地区,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政策对不同创新能力城市的影响效应呈现出“U”型特征。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闯出区域特色新路子

2009年北京两会期间,作为全国第一家设立自主创新试验区的省份,安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将安徽省级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升格为国家级自主创新试验区的议案。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同意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参照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并适用与之相关的政策。由来2008年10月,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合肥召开全省推进自主创新暨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动员大会＂。

首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高峰会议在成都举行

首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高峰会议目前在成都举行。北京、天津、河北、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试验区省市负责人齐聚成都，共商全面创新改革大计。去年8月，国家决定在8个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一年多来，试验工作在各地良好开局，取得积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