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陵为中心构建国家级矿业经济试验区问题初探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优化利用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如何根据地质成矿规律和资源组合特点推进跨行政区界限的矿业经济区建设,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循环经济理论、成矿规律及矿业发展规律的角度分析了建设矿业经济试验区理论基础,论述了建设国家级矿业经济试验区的可行性;以铜陵市为轴心,沿长江上溯至湖北鄂州下游至江苏镇江的约2.5万km2的区域,从成矿条件、国家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布局,以及循环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构建以铜陵市为核心的国家级矿业经济试验区的优势。文章最后提出了推进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构想是规划先行、协调有力、分步实施、整体推进。

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运用2014—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低资源禀赋城市、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以及智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抑制高资源禀赋、高数字经济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非智慧城市的作用则不明显。因此,应基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新动能。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减霾效应--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时期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借助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本文构建环境规制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数字经济对减霆效应的影响。基于2006一2021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工具变量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会显著促进减霆效应的提升;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经济会通过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提升减霆效应;数字经济对减霾效应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城市、小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更为显著;数字经济对减霆效应的提升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进一步推进大数据试验区的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城市减霾治理的促进作用。

企业非效率投资与高质量发展——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非效率投资影响企业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2007—2021年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索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展现出了良好的投资优化治理效果。异质性检验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降低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但对于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则难以体现出显著效果,对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机制检验发现,这一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并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有助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降低。文章为理解政府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努力及其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驱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我国269个城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显著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市场化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是大数据试验区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基础以及不同政策环境的城市,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扩展性分析发现,城市人力资本与信息基础设施在大数据试验区设立驱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金融改革与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来自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参数法测度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在此基础上,以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该政策对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从技术进步偏向角度看,中国城市整体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且不同区域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差异逐步缩小;从政策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增进了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该政策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城市资源依赖异质性与政策异质性,且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该政策效应依旧显著;从作用机制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强居民绿色消费观念、提升重点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三个路径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从环境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实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的“双降”。文章完善了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应的评估框架,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借鉴。

数据要素赋能对人力资本升级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实证场域,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基准回归分析平行趋势检验方法检验了数据要素赋能对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促进作用并进行相关的稳健性与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数据赋能效果的创新激励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两者作用机制以及对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组别、雇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相对结构的影响进行进一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数据要素赋能功效有力推动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与人才队伍扩张,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有力支撑了上述结论;企业层面产权性质与创新属性的不同、区域层面的地理区位与行政层级的区别导致了经营策略与资源禀赋差异,对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产生了异质性影响;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畅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渠道,通过创新激励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作用于人力资本升级进程;扩展性讨论表明,数据要素赋能也会增加部分低技能劳动力岗位,带来企业雇佣规模的扩张。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赋能功效,推动数据要素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深度耦合,最终实现人力资本的优化升级,为培育壮大企业发展的新动能注入人才动力。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新质生产力——基于230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社会形态更替本质上是生产力从低质到高质的发展过程,生产力水平提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以“质”为重点,以“生产力”为落脚点,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点在新科技、新产业和新要素。数据要素作为数字时代战略性生产要素,是实现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关键。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深耕数据蓝海,培育大数据产业,释放强劲生产力效能。探究大数据试验区依托数据要素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现实路径,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利用科技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梳理现有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内涵,引入数据要素,理清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基于2011—2021年全国23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维度构建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试点政策效应,并从多维度刻画试点政策效应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赋能新质生产力提升,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维度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在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均存在显著赋能;地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地区政策赋能效应更为明显;经济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拥有较高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城市政策赋能作用突出。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据此提出政策建议:依据新质生产力子维度优化试点政策驱动数据要素渠道;针对地区产业结构异质性,有的放矢推进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改革;政策实施环节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引导和企业模范带头作用。

数字经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从数据大国到数据强国是我国新时代大数据发展的目标,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机理值得深入研究。以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表明,非国有及中小规模企业、成长性及治理水平越高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政策实施后提高的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缓解是数字经济政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两大重要途径,因此,应进一步拓宽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实现数字强国战略做好政策保障。

大数据政策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对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金融化具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作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发展质效以及平滑企业风险,从而能够有效治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强金融监管支撑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

大数据赋能与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且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3个维度构建区域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大数据试验区”)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大数据试验区能够显著提升区域新质生产力水平。从不同区域地理位置、产业结构、科技水平以及金融环境看,大数据试验区对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应在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较好地区、高科技水平地区以及金融环境发展较好地区更为显著。结论既可为评估中国政府前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也可为提升区域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

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与企业实质性创新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是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以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借助2007—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了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有利于企业实质性创新,这一核心结论在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缓解与行业竞争加剧是试验区设立提高企业创新质量的两条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规模较小、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及生产率较高企业,与上述作用渠道在逻辑上保持了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以金融创新与支持产业升级为导向的试验区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表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布局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有效途径,这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提供了一定政策启示。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企业创新影响文献综述

大数据时代为企业变革发展提供了机会,抓住大数据发展新机遇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随着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企业肩负着探索我国大数据发展的重任,对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大数据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通过收集最新文献,重点剖析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一个关键任务。首先,总结企业创新能力的测度方式。其次,对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应——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推动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11-2022年我国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显著促进了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水平的提升,且通过了平行趋势、PSM-DID和安慰剂检验;作用机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商贸流通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资源错配及增加研发投入两个路径实现。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城市数字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视作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试验区政策对城市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从城市区位和行政等级两个方面入手,探究大数据试验区政策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大数据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数字创新能力;第二,通过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排除宽带中国政策等方法证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对东部城市和一般地级市数字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中国20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城镇化水平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行政等级低的城市,而在中西部地区和行政等级高的城市未见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冲击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非试点城市,试验区建设显著影响了试点地区的就业水平,对就业结构起到了明显的改善提升。采用安慰剂检验、PSM-DID等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的效应依然稳健存在。为减少数字化转型对就业产生的持续冲击,应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着重培养数字技术人才,按需进行不同形式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目的:以中国实施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为推动工业用地资源优化配置与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创新提供参考。研究方法:Super-SBM-Undesirable模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用地利用效率。(2)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在中西部地区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研究结论: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经济政策创新,促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是否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新机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检验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大数据试验区的设立使得实验组产业结构升级程度相比对照组提高了0.94,研发水平效应以及消费需求效应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这一影响效应在互联网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更显著,同时相较于省份试点,直辖市试点能有效发挥政策的城市集中效应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果,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供政策建议。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