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受教育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完善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双减”政策的新背景下,国家给付义务为国家保障受教育权实现和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提供法治化路径。“双减”政策下存在着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面临挑战、“双减”政策的法律规制尚有不足、校外辅导机构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为保障受教育权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国家需要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来完善给付义务,实现“双减”政策目标。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司法监督

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监督,是健康权的有效保障方式。司法对基本医疗救助和基本医疗保险具有不同的审查能力,宜实行不同的审查方式。对医疗救助的司法审查既包括对医疗救助作为一般给付义务的程序审查,也包括其最低核心义务属性规定的实体审查,都具有强救济效应。对基本医疗保险的司法审查仅针对公法关系中的保险资格和待遇争议,在司法审查中表现出程序强审查弱救济的特征。但当前我国基本医疗服务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监督面临法律依据和诉讼机制的双重障碍。为有效保护公民健康权,基本医疗给付监督必须坚持主观诉讼模式,并适当发挥诉讼调解功能和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作用。

以经济发展重构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体系

从理论和制度实践来看,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理论已展露雏形。然而,对于国家给付义务的内容及其履行体系,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要么是从国际公约文件,要么是从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它们都忽视了经济发展这一关键性角度。具体而言,经济发展对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范围、速度、程度和可诉性四个维度。结合受教育权各项子权利保障基准的要求和国家给付义务边界的两个衡量元素,我们可以对国家给付义务的上述四个维度进行大致的判断甄别。

论国家给付义务的履行方式

民生建设的效果与国家给付的内容和力度有关,也受给付方式制约。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家给付义务履行应在严格遵守权利保障原则、辅助性原则与发展原则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坚持适当的政府给付确保民生保障效果,促进市场化给付以提高民生保障效率。

论生活政治视阈下国家给付义务的生成逻辑

生活政治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等传统诉求基础上,转向关注基本生存的一种政治主张,为国家给付义务生成铺衬了浓郁的政治氛围。形式平等转向实质平等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规定,是国家给付义务的价值逻辑;消极国家转向积极国家是生活政治的实现方式,是国家给付义务的行为逻辑;制度民主转向对话民主是生活政治的表现形式,是国家给付义务的保障逻辑。

论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得到充分保障需要国家履行给付义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权存在教育主体和客体不公平等问题,政府的财政分配不均衡,公民遭受侵害后的权利救济渠道不完善都有损于受教育权的平等实现。因此需要提高对于教育的认识,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实现政府财政公平合理的分配,实现受教育权的可诉化。

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救济

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救济一直存在理论的困惑与实践的裹足不前等不足,国际人权法上的“最低核心义务”理论为其提供了智理的支持,也使其在实践中具有了可操作性。针对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司法救济成本过高、举证责任模糊、简易程序规定过于狭隘、法律责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转变司法救济理念、构建民生保障的审判法庭、界分给付义务司法救济受案范围、提高公益诉讼程度、强化法律援助制度等。

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实现机制

国家给付是社会救助权实现的关键,为了保证社会救助权国家给付义务的规范性、长期性、可预期性,毋庸置疑,国家给付义务制度性的社会救助权之顶层设计是根本。在制度保障之余,物质性给付是社会救助权的主要实现方式,集中表征于对受救助者社会保障类现金及利益给付和为维护社会救助权的资产建设性给付这两种类型的给付上。在实践中,在向受救助者给付的具体利益形成过程中以及给付之前,国家必须实施的一定的组织和管理行为,即服务性给付。

最低核心:国家社会权给付义务的裁量控制

国家对社会权法律义务的裁量与履行,必须以给付义务为重心,以物质财富为依托,并围绕"最低核心"基准而展开。坚持"最低核心",即是要求国家在坚持和促成重要性平等原则的过程中,应且只应以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最低水平的经济财富和社会保障为其在法律上的全部给付义务内容。在性质上,国家对社会权的这种"最低核心"给付义务,实为一种以结果义务为主导的行为义务与结果义务的统一体;在内容上,该义务裁量基准,要求国家应且只应以保证公民享有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生活水准为限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只有同时满足"贫穷线"基准、扶养赡养人基准的公民,才能合格地成为其受助主体。国家对上述受助主体的给付,应当包括生活扶助、住宅扶助、健康扶助、教育扶助等内容。

从社会国原则谈劳动权的国家给付义务

社会国原则是起源于19世纪的一项宪法原则,以国家给付义务为逻辑起点,以保护弱势群体,维护最低限度的实质平等,创造机会平等为意旨。作为社会国原则具体展开的社会权,其核心即国家给付义务。劳动权作为社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仰赖于国家给付义务。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可分为"因果型"给付与"目的型"给付两大基本类型,以物质性给付、服务性给付、制度性给付和程序性给付为基本内容。然国家是否为给付、对谁为给付、给付到什么程度算尽到了义务,一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存在国家给付义务的基准,包括横向基准的国家给付义务范围和纵向基准的国家给付义务程度两个方面,劳动权国家给付义务程度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以平等权为准则,以国家能力为边界。

国家环境给付义务

与环境权利对应的是国家环境义务,环境权益的公众性、环境保护的复杂性要求国家须有所作为,而传统的给付义务无法对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全面适当的回应。无疑,从一种更广义的给付义务出发,阐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必要性,具体论述国家环境给付义务的类型、范围以及国家违反环境给付义务的责任形式问题,构建新时期国家环境给付义务体系,在当前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出行权保障的国家义务

出行权是指公民依法在一定空间、一定时间内自由使用通行资源的权利,其外延主要包括出行通行权、出行占用权、出行选择权、出行知情权等。出行权作为一项宪法未明确列举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兼具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双重属性。出行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出行权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国家保护义务和国家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出行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延伸,给付义务是核心。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的托育服务:国家义务与机构角色

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托育服务进入《家庭教育促进法》是通过课予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义务完成的,但其立法背后的学理支撑和实现路径均模糊不清。就价值而言,托育服务入法丰富了托育机构的角色,充实了家庭教育的内涵。作为国家义务穿透到家庭教育领域的结果,托育服务入法可以从国家给付义务和国家保护义务的规范结构中获得支撑,前者产生于婴幼儿发展权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受益权功能,后者产生于婴幼儿生命、健康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以国家义务所设框架和现存问题为指向,有必要通过厘清防御权行使边界、优化组织和程序设置、拓展科学养育服务内涵完成托育机构的角色塑造。

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与国家的给付义务——从基本权利分析框架的革新开始

传统的基本权利分类已经不足以作为对基本权利进行规范分析的框架。在各项基本权利的性质及其对应的国家义务的内容都表现出复合化特征的情况下,只有依据“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才可能对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作出条理清晰的分析。在革新基本权利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具体论述了个人请求国家提供司法救济的和物质给付的“受益权功能”以及相应的国家的给付义务。

老年人健康权保障探析

文章从我国目前对老年人健康权在立法和社会保障层面关注都不足的现状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建议:一是在法律保障体系内将健康权明确入宪、对健康权进行具体细化的制度设计应体现在未来的《民法典》分则中、积极推进《基本卫生医疗法》的立法进程、完善地方各级保障性条例;二是在社会保障层面,政府应当履行公民健康保障义务、完善并创新现有的商业保险模式、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的公平化、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健康权保障介护制度"、建立基层老年人健康保障多元化体系;三是强调司法机关的保护义务,如规定国家对于健康权的最低给付义务具有可诉性。

家庭权的国家保障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单元,走向权利的时代造就家庭权的形成。家庭权涉及男女老少、夫妻关系、日常生活及家庭存续等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因此,家庭权保障关系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及日常生活,家庭权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现代家庭较传统家庭具有革命性转变,经历了从家庭权力形态到权利家庭形态的转变,呈权力形态的'家长权'经过不断的社会演绎而最终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

图书馆权利的受益权功能研究

图书馆所具有的基础性、公益性、公共性等特点决定了国家在图书馆权利保障中的义务主体地位,图书馆自由权层面所具有的防御权功能需要国家履行消极不作为的尊重义务,而图书馆权利平等权层面所具有的受益权属性则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履行给付义务。基于国内图书馆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以及图书馆权利自身所具有的积极权利属性可知,受益权功能是图书馆权利的主体性功能,其本质是为了改善图书馆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缩小因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数字鸿沟,进而实现社会实质平等。图书馆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国家予以物质经济、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规范、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现有关于图书馆的立法内容多是对国家给付进行原则上的规定,具有政策导向性和指导性,需要下一级立法予以更进一步的具化和细化,从而使其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