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体系建构

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个方面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体系。分析并阐述了机构翻译学说的分类观、本质观、决定因素、存在特征和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发、自利、自主特征、主体观、文化政治观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兼顾翻译过程的整体性与分对象的关联度,具体分为主体与过程、传播与影响、模式与话语、规范与制度、风险与安全5个类别;研究方法主要为话语分析、外交学和民族志学。此研究体系尚属初步建构,未来还需在案例资源拓展、相关理论深挖和研究路径探索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十年来,围绕“国家翻译实践”这一中国本土原创性译学概念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反响,开始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概念化、理论化两个发展阶段,步入学科化发展轨道,有望促进译学知识生产和话语创新,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站在学科化发展新起点上,本文在回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演进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学科归属,辨正相关概念,展望发展趋势,指出以“融西立中”为指针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路径。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的“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

本文聚焦“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活动,爬梳小语种译本的出版情况,从国家翻译实践视角,探究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生成模式,将红色经典小语种翻译分为目标语社会对内型(国家)翻译实践和中国主导的对外型国家翻译实践,前者进一步划分为社会主义世界协商型国家翻译实践和非社会主义世界改革型翻译实践,进而分析其特征及关联。研究有助于拓展充实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当下“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文化经典互译提供历史借鉴。

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初探:基于《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的考察

两卷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战争年代》1993年甫一出版,作者邓榕就委托10位中国译者完成英文翻译,英文版先后由美国的基础图书出版社和国内的外文出版社推出;下卷《“文革”岁月》于2000年问世,委托沙博理一人完成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鉴于《我的父亲邓小平》具备国家文本特征且其外文出版社译本曾作为国家赠礼的事实,本文以国家文本、国家名义、国家利益为参照,分析该书英译过程表征的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进而推导出基于该三维性的不同组合模式,以识解国家翻译实践的实现路径和操作模式,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提供实证。

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行为研究:特征与模式

“国家翻译实践”已成为具备中国本土特色的原创性译学话语之一。通过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的梳理,发现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可以通过坚持弱政治化的行动准则、选择符合本国价值观的文本题材以及采取中国特色的本地化翻译策略等,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范围,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该项目在精神文化层面“以我为主”、在语言文字层面“兼顾他人”的译介模式对于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尤其是自塑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国家翻译实践视角下中医翻译教学的国家意识培养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我国本土创生的译学概念,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和强化意识形态为目的,高度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指示精神。在当今中医药“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站在国家翻译实践的高度来研究中医翻译具有新的意义。知网显示,将国家翻译实践与中医翻译结合起来的研究目前尚是一片空白,值得开垦。本文通过建议三种路径:中医药术语翻译的“国家标准化”、强化中医翻译的中国式叙述,及“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两把价值标尺,来助力于中医翻译教学过程中国家意识的培养,为中医翻译课堂中的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新形势下国家翻译研究的动向、视角与拓展——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综述

为探讨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新形势下,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现实需求提升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和对外话语传播能力的理论思路与现实路径,由中国翻译研究院及《中国翻译》编辑部指导、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12家期刊及出版社协办的第三届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高层论坛于2023年9月15-17日在青岛召开,本次论坛主题为“新形势下国家翻译实践与对外话语传播”。论坛以现实需求为导向、以理论创新为基点、以服务实践为落点,探讨国家翻译研究的新动向、新视角、新拓展。

国家翻译实践伦理探究

作为国家行为之一的国家翻译实践具有独特的伦理表现,既有对当下热议的忠实、差异、合作等翻译伦理关系的遵循,又有突破和发展。在国家翻译实践各主体的伦理关系中,爱国的伦理诉求是根本的,具有导向性,在爱国的伦理诉求下才会衍生出对他国"双重标准"的差异伦理及其内部事实上的合作关系。纵向来看,国家翻译实践的名义主体国家、组织主体国家级翻译机构、行为主体制度化翻译群落之间的伦理关系有其自身层次性和不同特点。

以翻译理论创新拓展话语空间——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对谈

本文采取三人对谈的形式,以近年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例,围绕其概念生成、研究前瞻和反思,探讨通过理论创新拓展中国译学话语空间、服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创新应立足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等相关问题;多元话语创生路径是可取的,但应基于问题特征和研究特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简单模仿或盲目跟风不是创新之举;在方法论上,应当打破单学科思维,采取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方法。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对"翻译"概念本质的认识,其次是基于对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机构性、制度化翻译实践的详细考察。"国家翻译实践"既是一个框架性研究对象,也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文章界定国家翻译实践这一核心概念,并分析其内生性演化过程及多学科基础,经由其主体概念构架其横向概念系统,以属种关系为骨架搭建其纵向概念系统,进而建立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构架。这一概念体系的提出不仅是翻译研究之中国学派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自身发展规律使然。

国家翻译实践——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

国家作为翻译主体实施翻译的现象早已存在。当前,国家翻译实践是现代性国家能力建设、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以及国家翻译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一个译学概念,国家翻译实践则是我国学者所进行的译学理论话语创新。从个体译者的翻译实践,到机构译者的翻译实践,再到国家翻译实践,我们从主体视角所认识到的翻译实践类型更加丰富。国家翻译实践论出现不久,还有待研究者从问题出发,从理论和实践多个层面深入研究,促使这一译学理论话语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看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一种集国家战略规划、国家形象树立和国家利益维护于一体的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行为,是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开放性、复杂性、涌现性、层次性和巨量性客观要求国家翻译实践采取综合集成的翻译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专家体系。译者群体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专家体系的主导,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建设规划和角色划分,对译者群的不良思维模式加以预防及纠正,实现译者群体之间的有效交互与合作。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身份可以很好的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完善国家翻译实践的专家体系建设。这说明外来译家在国家翻译实践中存在具有客观性和必要性。

试论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活动考察

新中国的国家翻译实践包括"国内语际型"和"跨国语际型",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活动是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代表。本文从我国民族语文政策和相关翻译政策入手,分析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翻译事务,探究国家翻译实践的体系和政治维度。经研究发现,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的翻译活动具有明显的制度化特征和独特的政治功效。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概念及其英译探究

国家翻译实践论,作为具有"中国学派"的翻译思想,旨在解释集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于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须从基础术语建设做起。本文解析"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中"国家"的内涵,并比照分析不同英文译法之得失,提出从能指到内涵都匹配的英语译法,以促进"国家翻译实践"术语走进国际学术视野。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批评功能

作为翻译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翻译实践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不仅促进国家形象的建构、引导知识话语的传播与接受,而且对于整个翻译事业都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近年来,以任东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努力,在史料挖掘、理论建构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使得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热点之一。然而,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如果缺失批评视角或不能有效地发挥批评的功能,必然影响其理论及应用价值的发挥。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考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以如何发挥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批评功能为研究对象和理论假设,探讨发挥翻译批评功能的路径,以期推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系统深入发展,更为有效地凸显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翻译与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次国家翻译实践解析

翻译在治理中发挥着合法性维护、管理规范、政策实施和形象塑造四种功能,有学者观察到“政府翻译”活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翻译传统,事实上此种具有历史意义、现象化的翻译活动即“国家翻译实践”,且具有国家治理功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国家翻译实践已深度植入国家治理重大事件。本文解析了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内治理到国际治理的四个顺序性翻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翻译、中共“八大”翻译、“九评”翻译和中美《联合公报》翻译,发现其共同点和制度化翻译的效能,揭示不同国家治理需求背景下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