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博物馆”视野下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利用研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新模式,在展示利用中广泛存在“泛博物馆”现象,大多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亦将博物馆作为面向公众展示遗址价值与内涵的重点区域,搭建起连接考古遗址与社会的桥梁。我国目前已公布四批共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泛博物馆”理念的影响下,展示利用总体呈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但仍存在遗址文化特色欠缺、公众参与路径匮乏、内容支撑不足等问题。基于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文章尝试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利用原则及对策建议。

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在遗址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以赵王城遗址博物馆和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在将遗址考古发掘成果转化为公众可以体验的遗址文化的具体实践中,主要有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两种形式。自2019年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来,将遗址核心价值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中进行体现就成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以赵王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赵王城遗址博物馆为例,探讨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分析两者在遗址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

结构、功能、风貌的统——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永久性保护大棚)创作访谈

柳孜运河遗址位于安徽省北部、淮河流域中游,淮北市滩溪县百善镇西部。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柳孜运河遗址成为其中“运河水工遗存”类型的考古遗址。2018年,《大运河柳孜运河遗址保护管理规划》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

台湾早期人类学博物馆

迄止五十年代末,在台湾与人类学有密切关系的博物馆主要有三处.一处为台湾省立博物馆,在性质上为“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标本是其藏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处为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附设标本陈列室,是专门的人类学博物馆,其藏品包括人类学几个重要部分(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标本;还有一处是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标本陈列室,为一座民族学博物馆.

从汉阳陵到海德马克:两个遗址博物馆的社会人类学访谈——张廷皓谈汉阳陵

从2009年至2015年,笔者就"遗址博物馆的中国与挪威案例对比研究"这一博士论文选题,以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为工具,对在挪威和中国所遴选的两个遗址博物馆案例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栏目首批系列文章即有关这一田野调查工作的人类学访谈笔记。此项调研工作的重点为采访曾以不同角色参与相关遗址博物馆建筑保护工程项目的专业工作者——包括考古专家、博物馆学专家、博物馆管理者、建筑师,结构工程师、施工监理人员和文物保护官员等——分别代表了参与项目实施的不同组织机构。社会人类学的参与观察(Participa nt Observation)与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是开展此项田野工作的主要科研工具。这一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主要聚焦于挪威和中国的两个遗址博物馆的三则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案例——即挪威哈马市(Ha mar)海德马克博物馆(Hedmarksmuseet)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大哈马谷仓"(Sto rhanarlaven)和哈马大教堂遗址保护厅(Vernebygget over Domkrikeruinene pa Hamar),以及中国西安汉阳陵博物馆的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地下遗址保护展示厅。阳陵是西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前141年)与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坐落于西安以北泾渭两河交汇的咸阳塬上,在五陵原西汉帝陵群中位居最东。对汉阳陵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已探明的阳陵陵园遗址区包括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组成部分共约20km2。1汉阳陵博物馆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身是1999年建成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是中国2010年首批公布的十二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在2000年至2006年设计并实施完成。建筑位于阳陵帝陵封土东北侧,靠近帝陵封土,是中国首座对考古遗址实现全封闭保护,并采用国际文物保护先进技术的现代化全地下遗址博物馆。鉴于保护遗址及遗址周边环境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考虑,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弃宏大而就无形",采用全地下建设方式,淡化了建筑对遗址环境的干扰,并运用先进科技,将遗址环境与参观环境分离,通过封闭模拟文物埋藏环境为文物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中国同类型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范例~2。笔者就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这一项目共采访了十位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幸蒙受访人慨允,得以将这些访谈信息采集整理作为基础数据以资进一步学术研究之用。这些访谈对于所聚焦的项目案例,堪为一份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读者由此不难勾勒出一幅有关具体案例的全景图像。而多位受访人在访谈中不乏于项目之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遗址博物馆设计实践认知之胜义阐发,相信无论于笔者抑或读者,都既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收获了。

丹麦国家博物馆对饱水考古木材的保护

150多年来,丹麦国家博物馆的保护人员用不同的方法和材料应对饱水考古木材方面的挑战。几项重大考古发现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如使用明矾、有机溶剂、聚乙二醇处理和真空冷冻干燥处理等,促进了饱水考古木材保护的研究和发展。这些发展和成果,有利于木材遗存的良好保存,是丰富的考古传统,工作人员的开拓进取和不懈努力,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与国际专家开展对话、寻求帮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8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协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

从汉阳陵到海德马克:两个遗址博物馆的社会人类学访谈——吴晓丛谈汉阳陵(下篇)

从2009年至2015年,笔者就"遗址博物馆的中国与挪威案例对比研究"这一博士论文选题,以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为工具,对在挪威和中国所遴选的两个遗址博物馆案例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话遗产"栏目首批系列文章即为这一田野调查工作的人类学访谈笔记。此项调研工作的重点,是采访曾以不同角色参与相关遗址博物馆项目的专业工作者——包括文物保护官员、考古专家、博物馆学专家、博物馆管理者、建筑师、结构工程师以及施工监理人员等——分别代表了参与项目实施的不同组织机构。社会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是开展此项田野工作的主要科研工具。这一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主要聚焦于挪威和中国的两个遗址博物馆的三则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案例——即挪威哈马市(Hamar)海德马克博物馆(Hedmarksmuseet)的"大哈马谷仓"(Storhamarl(?)ven)和哈马大教堂遗址保护厅(Vernebygget over Domkrikeruinene pa Hamar),以及中国西安汉阳陵博物馆的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地下遗址保护展示厅。阳陵是西汉王朝第四位皇帝、景帝刘启(公元前188年~前141年)与皇后王氏同莹异穴的合葬陵园,坐落于西安以北泾渭两河交汇的咸阳塬上,在五陵原西汉帝陵群中位居最东。对汉阳陵的考古调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已探明的阳陵陵园遗址区包括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北区从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邢徒墓地以及阳陵邑等组成部分,共约20平方公里。汉阳陵博物馆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前身是1999年建成的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是中国2010年首批公布的十二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在2000年至2006年设计并实施完成。建筑位于阳陵帝陵封土东北侧,靠近帝陵封土,是中国首座对考古遗址实现全封闭保护,并采用国际文物保护先进技术的现代化全地下遗址博物馆。鉴于保护遗址及遗址周边环境真实性与完整性的考虑,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弃宏大而就无形",采用全地下建设方式,淡化了建筑对遗址环境的干扰,并运用先进科技,将遗址环境与参观环境分离,通过封闭模拟文物埋藏环境为文物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中国同类型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范例。笔者就汉阳陵博物馆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这一项目共采访了十余位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幸蒙受访人慨允,得以将这些访谈信息采集整理,作为基础数据以资进一步学术研究之用。这些访谈对于所聚焦的项目案例,堪为一份珍贵的口述历史记录。读者由此或不难勾勒出一幅有关具体案例的全景图像。而多位受访人在访谈中不乏于项目之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遗址博物馆设计实践认知之盛意阐发,相信無论于笔者抑或读者,都既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收获了。

“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国考古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相关县市人民政府支持的“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于11月2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国家起源构成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稻作农业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000年11月,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浦江县发现上山遗址。此后在以上山遗址为命名地的“上山文化”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万年前属性明确的栽培水稻、定居村落遗迹和大量彩陶遗存,上山文化考古发现成果举世瞩目,上山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世界文明也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需着力推进的四座国家级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是人类收藏记忆凭证和熔铸新文化的殿堂,由国家统筹建设博物馆、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也可以对各地博物馆发展建设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根据目前我国博物馆的功能结构和未来博物馆的建设,需要以国家力量主导统筹建设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国家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和国家设计博物馆这四座博物馆。

加拿大西部考古之旅 博物馆篇

2014年14月1日至13日，我们在加拿大参加第83届美洲体质人类学年会时，开展了一次难忘的加拿大西部考古之旅。加拿大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原住民文化中心，我们可以领略到纯正的原住民文化，感受北美传统文化的魅力；坐落在美丽校园中的大学博物馆，精心设计，与教学紧密相结合，成为专业知识教育的平台：公众博物馆藏品丰富，包罗万象，让每一个参观者深深地陶醉在自然与历史的长河之中。

张光直先生及其考古学——兼读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及《考古人类学随笔》

自从１９９５年春天在哈佛登门拜访以后，我一直有心提笔写一写张先生，不光是因为多少年来夜灯细读张先生的大作所获得的点滴启示，不光是因为张先生作为人文学界唯一荣膺全美科学院院士与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的华裔学者，为弘扬古老的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的...

建设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专题博物馆让元代遗珍重现风华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杏仔村东侧圣杯屿海域,该考古项目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中唯一一个水下考古重点发掘项目,也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首期水下考古专题重大项目。2022-2023年间,考古发掘通过科技创新、设备改良实现了低能见度下水下考古精细化发掘,极大提升了我国水下考古发掘技术水平。

秦始皇陵百戏俑坑遗址博物馆

秦始皇陵百戏俑坑遗址博物馆(K9901)是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秦始皇陵的东南侧,距秦始皇陵仅300 m,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整个建筑建造在坡地上,地形的高差让遗址地和秦陵封土堆产生了对话关系。百戏俑埋藏坑紧邻封土,建设地点十分敏感,因此如何保护秦始皇陵的遗址环境,成为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没有遮蔽及不可肆意下挖空间的前提下,采用何种处理方式来合理地处理形式问题及遗址环境的协调问题,是遗址博物馆面临的挑战。

安徽省首批考古遗址公园:新石器时代薛家岗遗址

薛家岗遗址于1977年12月发现,1979-2000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对薛家岗遗址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600余件,以石器、玉器、陶器为主,石器选材讲究,制作精良,以多孔石刀和彩绘石钺、铲最为精美,其中9孔石刀陈列于国家博物馆。陶器以夹砂黑陶、泥质红陶为主,手轮兼制,刻有纹饰,反映了当时已熟练掌握渗碳技术。玉器有环、璜、管、块、扣、琮等,造型丰富,雕刻精美,图案对称,工艺水平高超。薛家岗出土器物特点突出,型式多样,风格演变衔接紧密,分类次序较为清晰,既体现多元性文化特色,又独树一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薛家岗文化”。

贾兰坡教授谈考古学与古人类学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陪同早年曾在北京周口店猿人产地工作过的美籍华人卞美年先生于1986年10月5日从四川重庆来到武汉,次日便应邀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指导工作,并和有关领导与专业人员座谈考古学与古人类学中的一些情况与问题,正在湖北实习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学生十三人和一位教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贾老来此之前已受聘为该系兼职教授)。贾老今年已78岁高龄,身体还很健康,精神也很好。

在开放中发展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位于厦门经济特区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厦门大学附设的一所人类学专科博物馆.厦门大学是四个经济特区中唯一的直属国家教委会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是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解放后由中央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也是与人类学的教学、科研密切结合的专科博物馆.

博物馆可以这样悬卧在考古遗址上

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公布了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据透露，在这份名单中，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内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等，都是在配合国家城建开发或道路建设时获得的重大意外发现。这样的意外接踵而至，古遗址连连破土而出，文物学家自然惊喜万分，

泰汉文明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承办的“秦汉文明”展．9月17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采用近50年来的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成果．集中国内多家文博单位的300多件精美文物．展示秦汉两朝四个多世纪的艺术与文化，从多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秦汉时代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传递了中华民族不断进行文明创造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