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职业教育体系的特征、成因及启示——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瑞士职业教育以“三元制”特征闻名于世,对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诸多启示。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分析框架,瑞士职业教育体系先后历经了基于内生发展需要的雏形衍生阶段、基于政策工具驱动的快速发展阶段和基于产业联盟牵引的体系构建阶段,并带有普职融通、跨界融合、多轨并行、多元共治和成本共担等鲜明特征。在规制性要素层面,政策驱动与职业教育内生发展相适应;在规范性要素层面,行业规范有效规避参与主体自利风险;在文化—认知性要素层面,职业文化与认知理念实现协调统一是瑞士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成因。借鉴瑞士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经验,我国在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应从优化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打造产教融合实体组织和提升职业教育治理效能层面寻求突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类型与特点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变革发生在比普通教育关涉范围更广的职业教育场域中。综观世界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分流导向与分流时点,可将其分为“职业性—早分流“”职业性—晚分流“”学术性—早分流“”学术性—晚分流”四种类型。四种分流类型的特征、形成背景、适用范围及优劣势各有不同。通过系统梳理及廓清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属性,发现它们在职业教育学习层次、职业教育学习机构、人才培养类型、学习形式、普职转换及学位设置等方面存在异同,这对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大有裨益。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的政策演进及优化路向--基于出版的视域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其教材建设体系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21世纪以来,教育部先后组织了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和遴选工作。以这五轮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政策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具有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全流程管理,强化国家事权、加大课程思政力度,形成统筹建设、推进教材有机衔接的演进特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过程中也存在教材编写落实课程思政有待加强、教材理论研究滞后实践、教材出版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出版单位作为职业教育教材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应适应政策变化,着重从明确自身功能当好“把关人”角色、推动教材研究扮演“引领者”角色、促成多方联动发挥“黏合剂”功能、强化责任意识提升教材编修质量四个方面打造精品教材,从而为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做出贡献。

完善产教融合标准化体系促进湖北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结合职业分类、职业标准、职业发展需求,制定教育标准;行业主管部门、工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群团组织、行业组织可以根据需要,参与制定相关职业教育标准。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要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对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升级改造的适用性研究——以高职专科电子与信息大类为例

通过对《职业教育专业简介(2022年修订)》和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比较,明确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对相关专业的升级和改造要求。以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名单中层次为“高职专科”、分类为“电子与信息大类”的教材为基本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专业课程可选教材的梳理,发现国家规划教材在分布和形态方面都呈现出对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升级改造的不适用性。从建立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与国家教学标准体系的联动机制、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的遴选机制、加强对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和教材的相关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是一种双核、双元和双中心的教育体系。新制度主义对于分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具有良好适用性。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看,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难度在于:认知成本高、路径依赖强和多元主体所秉持的适当性逻辑存在差异。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走向深入,应该处理好快动制度与慢动制度的关系、制度理想与制度现实的关系,最大化发挥各方行动者的能动性。

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的实施困境与路径研究

1+X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大举措,自实施以来,发展迅速且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但从整体情况上看,仍出现校企政多方协同的标准对接不到位、证书配套制度不完善、职教师资的实践教学水平和质量保障参差不齐等问题。因此,要高效实施1+X证书制度,必须分工明确,健全制度体系,扩大支持力量,增强制度的针对性以及证书的有效力,从而提高证书的社会影响力,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我国职业教育升学体系基本建成

我国职业教育升学教育体系建设工作正式启动应该是从2019年开始。标志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的“扩大对初中毕业生实行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和“加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颁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该文件明确提出“不限制专科高职学校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适度扩大专升本招生计划”。

十年改革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如今,我国共有1.13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名在校生,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国务院出台的“职教20条”开宗明义地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一重大论断明确了我国“一体两翼”的现代教育体系,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的重大创新。

教育部等三部门印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评审工作,根据《职业教育法》学业技能并重的原则和有关要求,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以下简称《评审办法》)。本次印发的《评审办法》,是对2019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的修订。此次修订主要有三点变化:一是更加突出技能导向。要求各地各校在评选中,优先推选参加技能竞赛并获奖的学生。增加技能竞赛奖项,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国际性技能竞赛奖项。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考——2022年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体系建设”主题获奖成果分析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显著特征。通过对39个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类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案例分析,初步描绘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画像。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可以从稳步加快职普融通改革步伐、健全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协同创新推动科教融汇发展、纵深推进学历教育贯通培养、持续完善职业培训体系建设以及全面深化终身教育服务终身学习等方面发力,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分析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是国家职业教育制度的集合,它在各种机构与组织、权力与行为的关系中交织形成。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要素。目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面临以下困境:制度环境固化,良好的制度建设氛围营造受到阻滞;制度包容性不够,协调、针对性的制度规范难以确立;制度供给不足,系统、科学的规制性框架尚未形成;制度化过程乏力,有效的制度关注与执行难以到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要走出当前困境,应营造制度建设氛围,达成制度文化认同;明晰制度规范尺度,确保制度的灵活性;直面制度现实需求,强化法律法规供给;调动多元主体参与,落实各方主体权责。

系统科学视角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探析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政府、学校、企业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审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可以将其视为复杂多元、动态开放的系统,具有适应性与协调性、开放性与动态性、有机性和反馈性等特征,为把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三大关系提供新思路,为构建具有适应需求、有机衔接、多元立交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新路径,为建设具有革新意义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评价体系提供新思想和观念。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视野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体系架设

构建产教融合制度体系既是深化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规范产教融合过程以及相关参与主体行为的现实需要。新时期,加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体系建设,要着力突破"两张皮"问题,遵循"利益共享、多元共赢"的价值逻辑,致力于校企协同发展、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的政策目标,依循"地方先行突破,国家持续跟进"的发展路向。实践层面,可通过加强制度环境创设、健全校企合作制度、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等方面来完善相关制度。

我国职业教育高考政策评估与优化——基于31个省份的相关政策文本分析

我国职业教育高考始终以国家政策为主要依托,即政策制定始终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主线。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明确指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高等职业教育拥有了真正独立自主的“类型化”人才选拔权。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文化素质十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2022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后两项国家法律或政策文本虽然未直接提及“职教高考”四个字,但始终指向建立具有类型化特色的职业教育评价制度,即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依托职业属性,职业教育高考强化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打通了为国家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区域经济服务培育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个人全面发展提供技术技能的新赛道。在实践层面,各省份正在大刀阔斧地开展职业教育高考改革实践。

理解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三重逻辑及其制度调适路径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不同时代精神、文化情境以及思维方式下存在显著差异,理解类型属性应基于以教育经验为基础的理性结构,从国家、社会与个体三重逻辑出发,关注职业教育在促进国家发展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以适应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团结、以适合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基本维度上的核心职能。强调类型属性,优化类型定位,关键在于以制度构建塑造一种对教育分流和教育类型认知的规范性框架,让人们获得认识真实职业教育世界和现象的思维图式,从而指导行动,赋予意义。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制度调适要着力转变知识观,在技术知识与思维模式的独立性中奠定职业教育类型制度的观念基础,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制度,并以完善的配套制度体系建设稳定类型教育的制度基础。

英国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成效与展望

为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以及提升职业教育层次,英国逐渐构建起包含基础学位、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在内的职业教育学位体系。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包括:在学位起始阶段以学位标准和专业设置明确人才培养方向;在培养过程中以课程设计和教学安排确保人才培养成效;在保障方面以资金投入和监督评估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英国职业教育学位体系构建取得的成效有:参与技能人才培养的各方积极性大大提高、培养各领域高端技能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以及推动学位多样化,满足多群体需求。未来英国将继续采取措施以增加职业教育学位的社会认可度、充分彰显职业教育学位的潜在价值并提升职业教育学位标准的开发水准。

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

[目的/意义]旨在讨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内涵、问题与路径。[方法/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相关概念,梳理体系化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之路径。[结果/结论]我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具有主体特定性、程序法定性、目的导向性和过程持续性的特点,在主体职责、具体目标、实践方向等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应构建“主体赋责—细化目标—回归实践”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化路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的时代意义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是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措施,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对引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具有跨时代意义。从纵向、横向、领域上进行制度引领,规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从中央、地方和社会三个层面制度互动,催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国家各部委共谋制度设计,地方各组织共举制度执行,社会力量共商制度评估,形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的内涵、功能与原理

在经济业态转型升级背景下,构建适应人才培养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已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指为保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顺利运行,要求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的总和。它具有确定界限、形成秩序、提供预期、营造环境四大功能。基于问题系统制度建设的理论构想,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原理可归结为"制度目标多元化原理""制度系统自组织有序性原理""制度参与人共赢性博弈原理"以及"制度评价的问题指向性原理"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