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转向的政治变量考析

以明清朝廷"治苗"的"剿抚"策略为参照系,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相关民族政策的优越性,目的在于从社会政治的层面,从民族策略的角度,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策的实施出发,清理出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何以从明清时期的非认同状态发生正向转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符号认同进路

国家符号是政治文化象征维度的公共文化产品,反映基础性的政治文化现实,固着并强调中华民族内部的共性文化,在凝聚认同、刺激想象方面持续发挥功能,充任共同体内部认同维度的“最大公约数”,为现代国家内部诸多单元的联结提供共有、共享、共用的要素,在中华民族的维系中发挥关键效能。中华民族成员经高频使用同一的国家符号而不断强化共识,并借此辨明“我者”与“他者”,通过明确和“他们”间的差异性而意识到“我们是谁”。在社会政治环境中,以锚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在多维时空场域活跃的国家符号,通过营造共同性、确立归属性、强化一体性,为中华民族成员进行共同且同一的“想象”溯清进路。

话语认同与话语协调:论政治话语翻译中的国家意识

政治性是政治话语外宣翻译的重要准则,而国家意识则是政治性的关键。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和国家性质方面的话语翻译中,坚持政治正确与跨文化贴切相互协调的准则,以实现海外读者对中国政治话语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为此,在政治话语翻译实践中需要坚持语言符号与政治蕴含的协调、特色性与普遍性的协调、国内和国际两个语境协调的原则。

政治理性与国家认同生成的逻辑分析及启示——以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为例

政治理性预示着主动、秩序和治理能力,以便能处理好政治共同体的诸多事务。政治理性有助于国民对政府信任的形成,这种信任可以转化为政治认同。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立在政治认同之上,政治理性成为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文章在梳理政治理性、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政治理性对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的作用,比如人性化的制度设计、没有特权、政府公开透明、政策执行借助策略和技巧和政府善治等;认为新加坡满足个人和集体利益需求所秉持的理念和智慧,为那些因为族群认同而烦恼的多族群国家建构提供了借鉴意义。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以1946年国民大会回民代表名额之争为例

抗战结束后,依据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案》等决议案,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尽管此次"制宪国大"召开在国内政局纷争扰攘的背景下,但对于民主政治企盼已久的中国社会各界仍然对其抱以极大热情,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纷纷从各自角度出发,对国民大会及相关内容提出种种看法和要求,表现出人们对民主宪政的渴盼和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回民的国大代表名额问题即是在此过程中由回族社会提出,并经回族社会各界的多方呼吁力争,获得一定解决。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回族社会的近代政治意识与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

建国后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转向的经济变量考析

以明清朝廷经济策略为参照系,反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种种政策措施和给民众的经济实惠,目的在于从经济的层面,清理出湘黔边区苗族国家认同意识何以从明清时期的非认同状态发生正向转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对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其中,体现在史学家历史撰述与经学家历史理论中的政治统绪认同意识,与汉政权合法性的论证紧密相连;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以神化君权、强化纲纪为思想内容的社会等级制度之汉代国家制度认同意识,蕴含于汉代维护封建制度理论的构建之中;继承并且发展了先秦儒家以礼义文化分辨夷夏的汉代夷夏之辨,表现出了浓厚的礼义文化认同意识,体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和“政治符号日常化”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围绕“理想政治模式”在边境地区展开的合法性叙事,将以制度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式构建边民的国家认同。边境H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整体情况较好,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种类也较为丰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该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度较强,能够较为自觉地捍卫国家利益,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认同感较高。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提升: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的场域,创新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持续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全球化、国家意识与政治安全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维系政治安全,必须在深刻反思全球化浪潮挑战的基础上,致力于强化公民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其自觉形成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性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烈认同感,心系祖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高度的责任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畏的使命感,以及关心全球事务、构建和谐世界的博大的崇高感。为此我们要辨明全球普世话语,超越民族主义,民族教育和公民教育同步推进,打造宽领域、多层次的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巧用教学议题 厚植政治认同——以“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为例

教育需要理想信念,需要我们理直气壮地上好思想政治课。思想政治课教学需要思辨智慧,需要旗帜鲜明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育人需要引导青年学生的政治认知、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意识,厚植政治认同。首先,政治认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心理上的认可与归属。

运用网络搜集地方资源 让国家认同意识助力学生成长

国家认同意识主要包括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以及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的拥护等。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提出,使得在小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成为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文件的出台,更是将其作为学生核心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通过网络搜集资料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基于此,在小学信息教学中,探索利用地方文史资源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意义。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何以可能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多族群国家,都面临着协调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由于在认同的对象和来源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差异,再加之经济与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多族群国家不得不经常面对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失谐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多族群国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应是在大力发展经济并促使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的基础上,承认双重认同与文化多元,建构一元政治意识,从而实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目标。

论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发生机制

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是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思想条件;中国民主政体的建立、民族平等国策的提出与实施是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政治条件;回族社会的新式社团最大限度地整合了以寺坊为中心的回族社会、深入传播了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新观念、建立起回族社会与政府间的有机联系,是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社会动员条件;回族精英紧跟主流社会潮流,创办了大量报纸刊物,对于回族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近代回族国家认同的宣传条件。

“我是新加坡人”--新加坡中小学的“国家意识”教育

新加坡政府和学者通常把爱国主义叫做“国家意识”。所谓“国家意识”就是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是指一种新加坡国民独特的气质和精神，是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核心价值观，它指的是一种巩固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信念。在新加坡，培养国家意识，进行国家意识教育，实质上就是塑造什么样的“新加坡人”的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歌认同进路

国歌是神圣的国家象征符号,在特定仪式性活动中频频出现。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国歌是承载集体记忆并传递共同情感的特定媒介,在中华现代国家内部赋予了国民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致性想象、同一性认知、情感性体验和边界性意识。在集体奏唱国歌的政治仪式中,国民基于共时性、共情性、共享性的情感体验,瞬时进入共同的时空场域,藉此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感知。在国歌筑造的仪式环境中,国民通过公共行动达成了和共同体间的集体性一致,构筑并强化了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必要联系。作为个体的国民,在文化视域下以国歌为标记不断被形构为“拟血缘共同体”,使其在有效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同时,更在明确“我是谁”的基础上进一步意识到“我们是谁”。全体国民在“异口同声”中迈向整体化,通过国歌中蕴含的集体记忆、共有身份标识及共同情绪表达,在持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与想象的过程中生成“全民一体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通了基础性的国歌认同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意识培养

思想政治教育(以下简称“思政教育”)主要培育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使学生自觉认同国家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长为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法律意识培养指通过传播法律知识、讲解法律案例,使学生自觉主动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目标。

从国家认同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干部任用制度的创新

少数民族干部群体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但是，随着现阶段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普遍增强，少数民族干部也比以往更多地表现出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意识，而在区域自治模式下的少数民族干部任用制度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参与国家政治，这势必将弱化少数民族干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

疑、知、信、行:政治认同培育的四个环节

新一轮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改革从公民的国家意识出发，把政治认同确定为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根据心理发展规律，人们对事物的真正认同需要经历疑、知、信、行四个环节，政治认同的达成也需通过构建一定的情境，使学生的内在系统经历认知冲突、情感认同、认知确信、认同践行四个循序渐进的层次。

基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路径

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要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和政治行为四个方面建设大学生的政治认同,以增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定性,从而提出抓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用活网络新媒体、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增进大学生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提升情感认同,促进行为认同的培育路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契合,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分别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目标、价值基础和价值内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引领和道义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意识形态主导、传统文化浸润、时代精神彰显、社会思潮整合和政治认同塑造,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引领作用。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遵循认同形成的一般规律,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载体,注重话语建构的有效性提升、引领理念的时代关切、实践路径的创新完善和法治保障的夯实,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