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及其性质与建构原则

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科学的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构建语言文字工作治理新格局、推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语言治理体系是为了实现高效管理语言事务、科学调控语言资源、妥善解决语言问题、积极消除语言贫困、逐渐提高资源效益、和谐语言文字生活、切实保障语言权利、不断提升语言活力、永久保护语言生态的目标而构建的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一套系统,主要包括国家语言治理的结构体系、功能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运行体系。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具有系统性、阶级性、民主性、异质性、跨语性和跨域性等特征,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建构要遵循历史传承原则、目标导向原则、民主治理原则、法治思想原则以及中国实践原则。

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与国家语言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方言调查经历了附庸研究、本体研究、资源研究三个不同的阶段,方言调查就是对方言资源的调查、保护与开发。方言资源主要具有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方面价值。方言调查,对方言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途径之一,还是对国家语言治理理论的治理实践与反馈。进行方言调查、方言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实践探索为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价值与启示:我国语言治理要坚持主体多元化,突出“国家在场论”原则;保证理论构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为国家语言治理的全球视野提供宝贵经验。

语言普查监测能力与国家语言治理

语言普查监测能力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普查能力包括语言本体调查能力和语言使用普查能力,对应体现在对特定方言,或语言,以及特定区域或领域、特定群体、特定行业、特定语言问题的调查能力上;语言监测能力包括理论创新能力、平台搭建能力、队伍组建能力、资政建议能力。语言普查监测和语言普查监测能力与国家语言治理密切相关,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更能为国家语言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和资政建议。

我国国家语言治理史及其分期与类型

语言治理史是阐述一国语言治理发展历史的研究,主要涉及历史分期、类型演进、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特点、治理思想等相关问题。以国家治理和语言观互相参证的方式,可以将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史划分礼制型时期、统治型时期、管理型时期、治理型时期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区分也对应四种类型的区分,既反映了我国国家语言治理历史的发展脉络,呈现了历时上语言治理的不同类型,也对应着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下国家语言治理在主体、客体、目标、手段、模式、本质等方面的差异。

国家语言治理及其理论建构的先行条件与科学进路

国家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多元共治主体采取多样化治理手段,通过多层多元治理方式,依照科学治理模式,管理语言事务、调控语言资源的过程。国家语言治理理论研究除需对国家语言治理进行科学界定外,还应该分析理论研究的可行性,明确国家语言治理边界以及理论研究主体内容等一系列问题,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保证科学架构、秉承唯物史观、坚持国家逻辑、立足全球视野,沿着科学的进路进行理论系统的建构。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及其理论建构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能力,二者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目标和体现,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则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前提和保障。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可从国家语言能力框架中分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地位。可以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语言治理能力的关系为依据,结合政府、社会和个人3个层面,建立了一个国家语言治理能力构成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3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能力:宏观层面的政府语言治理能力(主导能力)、中观层面的社会语言治理能力和微观层面的个人语言治理能力(辅助能力)。3个层面的能力构成不同,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协同,共同形成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有机整体。

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70年:回顾与展望

在国家语言能力新框架中,国家语言治理能力是指“政府运用语言处理国内外两类事务的效力和效率”。这是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建设和发展的“大脑”,起着“总指挥”作用。本文聚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将新中国成立70年划分为3个阶段:(1)建设期(1949~1976年);(2)发展期(1977~1999年);(3)繁荣期(2000~至今),从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研究与交流3个方面,讨论各阶段所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国家语言治理

国家语言治理是基于语言治理和我国国家治理提出的概念,是“针对语言进行的治理”,内含于国家治理,具体是指以语言问题、语言贫困、语言资源、语言生活、语言权利、语言生态等语言治理问题为治理对象,由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等组成多元共治主体,采取强制、协商、教育、引导、政治、经济等多样化手段,通过法治与德治结合,立法、政策、规划、规范、标准结合,“政”与“策”结合的多层多元治理方式,依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德治先导、科技支撑的治理模式,管理语言事务,调控语言资源,以解决语言问题、消除语言贫困、提高资源效益、和谐语言生活、保障语言权利、提升语言活力、保护语言生态,实现语言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国家语言治理是国家主导的语言治理,在国家治理范围内进行并反馈国家治理,在目标、主体、组织结构特征、运行方式、法治依据、适应性特征、实施基础等方面与语言管理相区分。与西方强调治理的“国家退场观”不同,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必须突出国家逻辑。

语文现代化的国家语言治理视角

语文现代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连续性。语文现代化与国家语言治理密切相关,既是国家语言治理的一部分,又是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还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目标。130年语文现代化成败并存,这为新时代的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要注重治理主体的科学构成与良性互动,要坚持国家在场观,要秉承国家语言治理的基础观、全球观和大服务观。

国家语言治理主体的构成及其角色定位与角色关系

国家语言治理主体结构是国家语言治理体系的重要论题。我国国家语言治理的主体包括处于领导地位、发挥方向引领和顶层设计作用的政党,处于主导地位、发布治理命令和处理治理事务的政府,以及参与语言治理的学校、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三类治理主体纵向上定位领导、主导、参与等不同角色,横向上主体多元、地位平等,纵横方向上的不同主体之间通过不同方式实现良性互动,建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国家语言治理主体架构,保证治理效能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