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国家责任论纲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

海洋维权“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舆情认知与法理剖析

渔民渔船在争议海域参与海洋维权活动是南海争端事件中曾经发生的一种现象。西方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却有选择和针对性地指责中国渔民渔船的海洋维权活动“违反”国际法,要求中国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损失,抛出所谓“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此说不符合《国家责任条款》确立的国家责任归因要件和标准,也与我国渔民渔船参与海洋维权活动的具体事实不符,无论是从行为要件和违法要件进行评估都难于成立。通过对2009年美国“无瑕”号舰船事件和2012年黄岩岛事件等有关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到涉事中国渔民渔船的行为客观上呼应了国家海洋维权需要,履行了公民义务,但并未构成违反国家承担具体国际义务的法律事实。“民兵渔船国家责任论”在话语上具有欺骗性,其政治宣传大于法律意义,同时也需警惕美国炒作相关议题、进一步推动南海争端“法律化”动向。

新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国家补偿责任之证成

附条件上市及紧急使用的疫苗是有别于传统疫苗类型的新型疫苗,无法直接套用现有的异常反应补偿责任模式;而其异常反应若得不到有效补偿,会使社会陷入接种迟疑,导致群体免疫目标无法达成。鉴于国家补偿责任的决定因素为公益性,主管部门“应种尽种”的劝导虽无法定强制力,但有行政权威背景下的事实强制力,且受种人对之具有信赖利益,因而对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补偿责任,不应比照非免疫规划疫苗由疫苗企业承担,而应与免疫规划疫苗一致由国家承担补偿责任,这也是国家承担宪法义务的体现;且该类疫苗异常反应的国家补偿责任也普遍为世界各国及地区和世卫组织所采纳,因而也有充分的比较法依据;而国家或国际合作平台替代企业责任后,疫苗上市后的警戒和采购控制对提升疫苗安全更起着关键作用。

从烟草的巨大危害看国家的控烟责任

通过对烟草导致中国国民健康危害的现实情况,以及对国民经济、公民健康和环境带来损失的分析,来说明国家在控烟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控烟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建议强化决策者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在国家的主导下,通过立法、调整产业政策和开展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使控烟工作取得成效。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中的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的有无是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与传统法律援助制度相区别的主要标志。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人权保障制度 ,已经在许多国家的法律甚至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也被规定在一系列国际文件中。我国目前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但并未形成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向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方向发展的过程中 ,确立我国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尤显必要。

民生保障、民营化与国家责任的变迁

在当下中国,民生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民生保障的内涵远大于社会保障,具有公共性、社会性、普遍性、公平性等特质。民生保障财政资金困境的突破、民生事务的可分解性、"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推动,是促使民生保障民营化的重要动因。民生保障的不同领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制等形式民营化和政府撤资、政府淡出等实质民营化的路径。但是,民生保障民营化绝不意味着国家义务和责任的彻底解除。政府在民生保障民营化后虽不负执行责任,但要担负起"保障责任"与"网罗责任",这一责任变迁体现了公私合作完成公法任务的实质。

论国际法上传统国家责任的产生与构成

国际法上传统的国家责任一直是各国学者关注的议题,虽然尚无相关国际公约问世,但是各种草案决议不断涌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传统的国家责任产生于国际不法行为,但是对于是否应当将存在损害结果作为产生前提之一存在争议。对于国际不法行为的构成要素,存在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却存在不同的理解。

论国家监护的补充连带责任——以亲权与监护的二元分立为视角

国家监护责任是国家基于监护的公益性与监护责任的社会连带性,对被监护人承担的补充责任、补充连带责任与连带责任,以实现监护制度保障被监护人生存权与发展权之法律价值。在亲权与监护二元一体的状态下,国家除承担监护监督责任外,还需对亲权监护缺位、监护不能、监护不力或不利等情形承担补充责任或补充连带责任。在亲权与监护二元分立状态下,国家为被监护人最大利益与亲权人对监护承担连带责任,以保有被监护人生存与发展所需的救助与福利。国家监护制度与特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具有历史局限性、物质制约性并呈现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差异。在亲权与监护不断分离以及家庭保障功能社会化的背景下,通过立法确认国家监护责任的性质有助于健全亲权与监护的社会对接机制,强化国家监护责任的制度规范,增进被监护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

法治中国背景下国家责任论纲

国家责任是指公民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或者公民因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以及灾害事故陷入生存困境,国家对其承担的损害填补、困难救济和基本生存保障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人权、法治和正义理论的发展,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必然推动国家责任体系拓宽、深化。健全完善包括国家赔偿、国家补偿、国家救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责任体系,加强不同国家责任制度的衔接应对,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精神——国家和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责任解析

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有关国家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责任的条款逐一分析,认为该法是一部规定国家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责任的法律,制定公共文化服务规划、预算和标准是国家和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责任。

试论我国环境损害赔偿的国家责任

环境损害行为的特质决定了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在特定的情形和场合,由国家直接承担和分担环境损害赔偿,可以弥补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难以使受害人的环境损害得到及时、有效地填补的缺陷。本文从界定环境损害赔偿国家责任的内涵入手,分析了建立我国环境损害赔偿之国家责任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并从责任形式、经费来源、担责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对其构建的基本框架作了描述。

国家责任: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石

纵览我国成人教育曲折艰辛历史,国家责任及履行国家责任的优劣始终是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来考察国家责任与成人教育发展的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国家责任的深度认识,也对今后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和借鉴,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国家养老责任的宪法学分析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应对人口的老龄化,核心是要实现养老责任的分担,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国家对养老责任的承担。从宪法学的意义上,国家承担养老责任不仅有对个人的“生存照顾”、“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作为理论基础,更有宪法规范上的直接依据。但是,国家作为承担养老责任的一方,与其他养老责任主体的责任内容有所不同,表现为指引责任、给付责任、制度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等方面。这些责任的履行,能够解决养老责任的社会化,有力推动我国老年人事业的发展。

行政不作为违法的国家赔偿责任研究

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行政行为。行政不作为违法同样会给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这种损害 ,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在我国以法律形式确立这项赔偿责任 ,对于完善我国《国家赔偿法》

从义务和行为的角度分析国家责任的客观要件——以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线索

国家责任是当代国际法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构成国家责任需要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其中客观要件,即国家的行为违背该国的国际法义务,在理论和实践中既复杂又重大,一直是国家责任的难点问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共用了四十多年时间编纂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是目前关于国家责任问题最为权威的文件。以该文件为线索,可以从义务和行为两个角度来分析国家责任的客观要件。从义务的角度看,国家责任中的国际法义务应当具备同效性和有效性;从行为的角度,应当对持续行为和复合行为进行辨析。

论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国家责任之定位

中国的长期护理需求已从纯粹的个人风险或家庭风险,演化为一种社会风险。以国家兜底责任为核心的制度模式已难以因应,国家角色亟待转变。国家独力承担财政与供给之履行责任,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文化和国情,应当从兜底责任转向保障责任。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散社会风险,并藉由社会多元供给方式,将给付责任分担给社会整体承担,国家对给付结果与目标实现承担保障责任。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法律规范作为制度性保障;在财源上承担部分财政责任,以保障制度顺利推行;通过持续监督与管制等措施,确保护理的品质与给付的可持续性。国家角色从给付者、执行者朝向规划者、监管者转变。

论国际法上构成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以联合国《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为线索

国际社会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构成国家行为存在较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历经半个多世纪研究和编纂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权威的成果。以该草案作为线索,我们可以将国际法上构成国家责任的法律制度归纳为四个基本原则,即国家整体负责原则、国家实际意志原则、国家责任追认原则以及越权行为不免责原则。这四个原则在联合国的文件和国际法司法实践中均有体现,同时又有诸多细节问题值得推敲。

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虚幻或现实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受历史积累因素的影响,无论各国如何控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仍不可避免,而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作为一种特殊的跨界损害,气候变化损害无论在国际不法行为的认定还是因果关系的确定方面,都对现行国家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由于诸多障碍的存在,追究气候变化损害的国家责任在目前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不过,来自国家责任的潜在压力至少有助于敦促各国积极改善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并就气候变化损害的救济尽快制定切实有效的全球性解决方案。

国家责任与成人教育盛衰

国家责任是成人教育必须履行和最为根本的责任,我国成人教育发展史实质上就是在履行国家责任与自身发展轨迹交织与重合、矛盾与差异的辩证史,国家责任的承续及履行国家责任的优劣始终是我国成人教育盛衰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来考察国家责任与成人教育盛衰的关系,应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论国家作为社会救助主体的法律责任

在现代社会救助中,社会救助的合理供给有赖于国家、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国家承担法定救助责任,一般社会主体承担道德性救助责任。社会救助法功能发挥与实现的关键在于国家及其救助责任的准确定位与实现。国家的救助责任包括给付责任与保障责任两方面:国家给付责任的合理实现有赖于财政给付责任机制与财政垫付责任机制的完善;国家保障责任的合理实现亟需社会主体救助引导机制、国家社会救助责任监督机制以及受助主体权责程序保障机制的合理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