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别山国家贫困片区生态补偿标准与扶贫途径研究

大别山区生态补偿和扶贫开发是当前各级政府和学者们所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态补偿式扶贫开发是实现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的新途径.利用遥感影像等数据和GIS技术,对安徽省大别山区12个扶贫县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机会发展损失和碳排放补偿价值的估算,确定补偿标准.结果显示,生态价值总量是298亿元,碳排放补偿价值为80.43亿元,发展机会损失总量是124.75亿元,其生态补偿标准范围在124.75～298亿元之间.从各县域来看,金寨、岳西、太湖和潜山的生态服务价值和碳汇价值均较大,而其他各县的机会发展损失较大.根据扶贫县功能定位,提出补偿协同机制、产业化、技能培训、生态移民和城乡一体化等扶贫开发途径.

国家贫困县政策改革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之道

在国家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力度的同时,国家贫困县政策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国家贫困县政策改革滞后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贫困县政策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导致该政策被锁定在低效率运行状态。形成该路径依赖的根源来自于利益集团阻碍、各种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和改革成本的限制等因素。为了发挥扶贫开发效益,必须结合贫困县政策路径依赖的特征和原因,推进改革,寻找破解困局的转型路径。

国家贫困县普惠金融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在《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地区各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普惠金融是一种具有利益外溢特征,即正外部性的产品,金融资源稀缺性要求政府政策支持以促进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本文从准公共物品视角出发,立足于固原市辖内国家贫困县实际,探讨普惠金融体系构建的现状、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大以来,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逐渐形成,为各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政策保障。但政策落实环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造假等问题,不仅造成了政策执行低效,也影响着干部群众对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和认可。鉴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方法,以贫困农户、贫困社区的需求为中心,优化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和执行体系,对于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重点领域在于以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引,提升对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治理的认识和理解,将政治优势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统筹考虑,用好政府、市场、社会三种资源三种机制,促进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

新形势下的扶贫与新阶段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阐述。如今,在国家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改革进入深水区,扶贫开发也进入新的攻坚阶段。因此,要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开发格局,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实施,构建国家新型贫困治理体系,为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临城核桃:一个国家贫困县的出路

年前，国家级贫困县——河北省临城县李家韩村的村民一口气买了15辆小汽车。加上小面包、小货车，全村400户人家，已经有100多辆车了。李家韩村，曾经是临城县最贫穷的村庄之一，如今则成了这个县脱贫最快的样本。

关于对国家贫困县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步普及和教育信息化的大力推进,广大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探讨了当前存在的经费投入不足、思想认识不深、信息素养不高、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对加强国家贫困县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建议。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贫困一直是制约我国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利用2000-2020年间的县级面板数据,探究贫困县"戴帽"及"摘帽"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戴帽摘帽过程中不同脱贫机制的作用程度,并进一步探究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变化的影响.为检验贫困县的进入和退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在脱贫攻坚的初期,由于贫困县自身的经济实力较弱存在帮扶效果不佳的表现;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政策扶持有效并显著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2)异质性检验表明,贫困县"摘帽"政策对第二批设立、处于秦岭—淮河以南、"摘帽"时间较晚、处于连片特困区的贫困县的经济促进作用低于整体水平;(3)机制分析表明,贫困治理过程中农业扶贫和特色产业扶贫机制均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扶贫机制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随着贫困县的退出教育扶贫的作用愈加显现;(4)"摘帽"政策显著提高了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为后续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有效衔接.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如何提升县域脱贫质量?——基于贫困与收入差距协同治理视角

绝对贫困与收入差距的协同治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国家级贫困县政策(SPC)是中国特色减贫体系中最重要的区域性政策,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政策将对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演进与变革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01-2018年中国2067个县(区)的面板数据,从贫困与收入差距协同治理视角出发,通过DID模型来检验国家级贫困县政策对县域脱贫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政策通过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及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扩张有效提高了县域脱贫质量,即实现了贫困与收入差距的协同治理。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安慰剂检验后仍然成立。然而,地处山区、丘陵、民族区域及禀赋不足的县域单元其脱贫质量亟待提高,贫困治理仍存在路径依赖。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为接续脱贫地区持续发展,国家级贫困县政策需持续推进并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警惕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过量增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免形成“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好”。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遵循县域差异,深入挖掘县域优势,并进一步提高扶贫资源瞄准精度。综合来看,本研究也为诸多面临着减贫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广泛的政策启示,即通过推动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增强政府干预力度或许是避免经济体减贫效率下降、提高脱贫质量的重要途径。

义教工程,成效几何——基于“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一期的影响分析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工程")是1995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性教育扶贫工程,但目前却少有严谨的量化实证研究。本研究使用1994-1997年的县级教育经费和县级财政面板数据,利用自然实验,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工程"对县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工程"显著提升了项目县的教育基建支出,且对农村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教育事业费支出上,"工程"显著提升了项目县城乡中小学(除农村初中外)的生均公用经费支出,显著降低了项目县城乡中小学(除农村初中外)的生均人员经费支出,这可能是由于"工程"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所导致的结构偏向。

基于DEA与ESDA的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发展效率的测度与时空演化研究

本研究从发展效率角度出发,以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2002和2012年中国国家级贫困县的发展效率,并基于GIS空间分析法对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贫困县覆盖的面积在扩大,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和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成为目前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和难点地区。第二、特色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贫困地区往往具有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利用好上述资源可以促使贫困地区真正实现经济的成长发展。2002年DEA有效的贫困县主要是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通过相关资源的开发已经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内生式增长",而且这些地区基本都已经退出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范畴。贵州和甘肃等各类资源非常匮乏的地区成为DEA效率最低的国家级贫困县集中区。这两个省份地理位置闭塞,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贫乏,缺乏可以支撑经济内生发展的支撑。第三、DEA有效和DEA效率偏低的贫困县都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根据贫困县的空间临接性,采取集中连片的扶贫开发政策符合贫困县的实际情况。第四、2002-2012年间,国家级贫困县县域经济的热、冷点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发展态势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棘轮效应”——基于全国2073个区县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内地31省(直辖市、自治区)2 073个区县数据,分析了国家级贫困县"帽子"或身份的路径依赖现象。研究发现,影响最新扶贫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双重贫困县择定的因素有所差异,但其共同因素包括八七扶贫重点县身份、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乡村从业人数以及革命老区身份。无论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与否,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均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全国有八七扶贫重点县身份的候选县入选最新扶贫重点县、集中连片特困县及双重贫困县的概率比普通县分别高39%、14%、12.5%;而且此种效应区域差异明显,相比其他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西部地区和山区地带国家级贫困县"帽子"的棘轮效应更大。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争夺与政治考量,部分国家级贫困县仍处于深度贫困之中,还有不少国家级贫困县徘徊在脆弱性或不稳定脱贫边缘,以及国家级贫困县调整周期过长、缺乏动态评估体系和退出机制。

国家级贫困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图书馆和文化馆评估结果的分析

通过对比、综合分析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第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和第四次文化馆评估定级结果,将贫困县划分为五个类别:双一级、良好型、发展中、不平衡、双未定,并选取有代表性的贫困县进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案例分析,最终提出以下发展策略:强化地方政府职能,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平衡性与均等化;积极申请中央转移支付,借助发达地区、各级部门和社会力量的经济援助;提升服务效能,开展富有针对性、实用性和乡土气息的群众信息服务与文化活动;深入挖掘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促进地区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依据评估过程与结果,促进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与持续化发展;注重贫困县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实施、跟进与推广。图1。表2。参考文献22。

教学式深度帮扶助力国家级贫困县医院医疗水平提升的调查

目的评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对基层医院教学式深度帮扶的效果.方法2018年10月北医三院派驻高级职称临床专家担任受援医院山西省大宁县人民医院的行政职务,从管理角度进行教学式深度帮扶,规范诊疗流程,建立质量管理月报,组织开展国家级学习班授课、理论授课、临床技能指导、教学查房等多种帮扶方式.通过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大宁县人民医院职工对教学式深度帮扶效果的主观评价、最受欢迎的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比较帮扶措施落实前(2018年1月至12月)和帮扶措施落实后(2019年1月至12月)医院门诊患者数、手术患者数等客观数据,评估教学式深度帮扶的效果.结果共109名医务人员和43名管理层人员接受问卷调查,认为深度帮扶对临床工作帮助很大、帮助还可以的人员比例明显高于认为没有帮助、有一点帮助的人员比例〔39.4%(43/109)、56.0%(61/109)比0.9%(1/109)、3.7%(4/109),均P<0.05〕;认为深度帮扶对学科发展帮助很大的人员比例明显高于认为没有帮助、有一点帮助的人员比例〔51.2%(22/43)比2.3%(1/43)、11.6%(5/43),均P<0.05〕;认为深度帮扶对管理水平帮助很大的人员比例明显高于认为没有帮助、有一点帮助及帮助还可以的人员比例〔53.5%(23/43)比0%(0/43)、25.6%(11/43)、20.9%(9/43),均P<0.05〕;帮扶后认为诊疗流程不规范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帮扶前〔7.0%(3/43)比32.6%(14/43),P<0.05〕.深度帮扶后,大宁县人民医院年门诊患者数和年手术量均较帮扶前有所增加〔年门诊患者数(例次):59685比54206,年手术量(例次):778比405〕.调查显示,医务人员需求最高的教学方式为临床技能培训〔72.5%(79/109)〕,其次为专题学习班授课〔61.5%(67/109)〕,教学查房的需求比例较低〔28.4%(31/109)〕;医务人员对教学内容需求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培养临床思维〔56.9%(62/109)〕、学习最新医疗技术〔55.0%(60/109)〕、规范诊疗流程〔52.3%(57/109)〕、传授手术和其他操作技能〔41.3%(45/109)〕及加强医疗质量控制〔35.8%(39/109)〕.结论培养临床思维和临床技能是国家级贫困县医院培训的重点,规范诊疗流程、建立质量月报是加强医院管理质量的重要手段,只有实现临床医疗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双突破,才能使贫困县医院获得持久长足的发展.

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中学体育发展战略思考

以文献资料为依据,结合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对2003年参加“河南省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体育教师培训班”的94名学员进行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对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学校体育现状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论证,为河南省国家级贫困地区中学学校体育改革发展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和相应的发展对策。

湖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现状与问题

目的了解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益阳市安化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制度的群众知晓率及该项制度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新农合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的建议。方法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安化县4所新农合定点机构就诊患者进行新农合相关政策的知晓率调查,以访谈形式向安化县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公室工作人员了解新农合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结果群众对新农合制度的知晓水平与年龄和职业相关。新农合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包括基金运行风险、基本药物不能完全满足常见疾病的治疗、新农合资金的分配比例不够恰当、村级医疗网络的建设不够完善及报销手续繁琐。农民对新农合的改进意见主要集中在简化报销程序、提高报销比例和改善医疗设备上。结论群众对新农合制度的认知水平有待提高,新农合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解决和完善。

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致贫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贫困问题是当今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其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级贫困县是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科学分析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致贫因素,并提出减贫措施,对于缓解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利用江西省21个国家级贫困县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导致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的因素,结果显示:农业机械总动力、地膜使用量、通电话村数比例、通自来水村数比例、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例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设立国家级贫困县能提升当地农民收入水平吗——基于2007～2016年中国296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自1986年实施贫困县制度以来,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需要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检验。基于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利用2007~2016年全国6个省份296个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国家级贫困县的设立非但没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反而对其有持续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当地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然而贫困县政策并未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政府通过正向干预农产品价格能有效增加农民实际收入。从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讲,立足贫困户推进精准扶贫、通过招商引资带动有效投资,以及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对于提升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基于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与熵值法分别测度恩施州八个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结合变系数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探讨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恩施州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低水平阶段且时序演化比较平稳,各贫困县波动幅度较小;(2)恩施州旅游扶贫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投入产出并未达到最优状态,时间演变大致表现出“W”型的波动上升态势;(3)经济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两个维度影响程度较大,除社会城镇化外,各贫困县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两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率的影响大多表现为负向,生态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中心城市为驱动,加快区域新型城镇化统筹发展;为旅游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促进产城融合;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扶贫效率的正向影响,缓解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