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艾黎英译李白诗歌研究

新西兰籍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工作的知名国际友人,一生翻译、出版中国诗歌译著十余部。作为长期生活在中国并受中国政府外宣机关雇用的英语译者,艾黎的翻译活动有诸多独特之处。本文对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艾黎英译李白诗歌活动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艾黎英译李白诗歌的选材特点、翻译策略及翻译风格,论述了艾黎对李白诗歌的英译是赞助人、个人诗学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通过研究艾黎的翻译实践活动,本文发现国家机构翻译具有以下特点:(1)从翻译选材来看,国家机构赞助下的译者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从事翻译工作,而是取决于国家机构赞助翻译的目的;(2)译介活动受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痕迹明显,译作中的李白形象被一定程度改写,李白诗歌中的现实主义成分被放大;(3)译者翻译时坚持了自己独特的译诗风格,译作突显了较强的个人色彩,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诗的意义,背离了原诗的旨趣和精神。

美国艺术的赞助与文化霸权

20世纪中期,美国艺术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伟大艺术”,其势头至今不减。究其本质,这一切实为美国暗中操控和宣传的结果。美国艺术的崛起有其艺术理论的支撑、策展的宣传和政策支持。但其根本力量在于资本的赞助,资本的赞助遍及美国艺术运作的各方各面。美国艺术的赞助以私人赞助为主,辅以国家赞助。私人赞助为明线实操者,国家赞助为暗线领导者。美国艺术在私人和国家的赞助和运作下堆砌为不断吞噬他国文化艺术的霸权文化。只要资本的运作不垮,它就不会被“拆穿”,也不会“坍塌”。

国家赞助艺术:美国早期文化政策与机构权力

美国没有文化部,"国家介入艺术"并不是美国文化制度的主要模式。美国文化在20世纪全面的扩张总被当作是经济实力的结果,这种经济上的巧合掩盖了美国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努力。今日谈美国的艺术资助问题,它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部分,主要依靠激励型的税收政策、民间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工会的参与和企业与私人的赞助。然而回溯历史,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建立(1965)期间,美国在文化问题上或多或少试图建构一种宏观的、以联邦政府为主导的文化艺术政策,这些政策有些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有些是应对苏联的文化宣传。而一个根本性的事实是:在这种国家主义性质的艺术赞助事业中,它以联邦为中心,积极地介入艺术事务并推动美国的文化传播,这被视作美国文化政策的缘起。

略论傅抱石美术思想与《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

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绘制的《江山如此多娇》是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一幅主题性绘画,作为新中国重大题材中国画创作的典型代表,它集中反映了建国前十年中国画的变革成果。傅抱石的美术思想和实践与创作该幅作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幅作品的创作始末、创作模式等对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及中国画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挪威文学海外推广基金会主导的国家翻译赞助机制

由政府机构负责组织和实施本国文学对外推广活动是许多处于世界文化版图"边缘"的国家打造国家文化形象的常用策略。但是,挪威的文学对外推广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却主要由挪威文学海外推广基金会(NORLA)这一非官方组织主导。其成立以来的实绩证明,这种非典型的国家赞助机制为挪威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接受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对NORLA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工作机制与作用进行分析研究,可为我国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翻译政策、建立更高效合理的管理机构、设立更符合我国外交战略与国家利益的翻译项目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集中型赞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

国家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属于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文本生产以及传播与接受均在原语和译语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进行和完成。本文将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分析其译介特点和译介效果,旨在揭示其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艺术之都展讯(下)

艺术之都马德里和沙迦2019年上半年的艺术展览异彩纷呈,本文聚焦这两大城市主要博物馆、美术馆的重要展览,在精炼的介绍中亦有精辟的艺术评论,使读者纵观今年世界艺术展览的同时,把握艺术发展的规律与脉动。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效果探研——以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推出的英译本为考察对象(1951-200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主要是在国家赞助的形式下进行,这一国家对外译介实践是属于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行为,文本生产以及传播与接受均在原语和译语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进行和完成。本文将整体考察国家机构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析其译介效果,旨在揭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改进空间,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