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测度与产业-生态的协调发展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后期扶持问题研究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工作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后期扶持工作的有序开展。积极开展资金扶持、政策扶持、项目扶持、产业扶持、培训扶持等后期扶持工作能够有效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移民安置区和谐稳定,促进移民安置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确保移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生态移民: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发展的战略选择——以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为例

党的十八大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在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包括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等6个地区,人口密度低,森林资源不同程度受到破坏,生态退化。当前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重点工作就是实施生态移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为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立足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情况,分析其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府管理考核机制、保护修复生态空间、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及探索生态产品实现路径等四方面建议,为完善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模式,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统一提供理论支撑。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面临着老人增收难、养老难、参与难和儿童上幼儿园、上小学难等现实困境,成为影响其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应取消或提高村干部的年龄上限,消除老人作用发挥的制度歧视和数字鸿沟,建立健全以老人为主体、低成本高质量服务老人的积极老龄化的乡村治理机制;统筹生态搬迁、新型城镇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优化幼儿园和小学的布局,探索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乡村振兴道路;确立民生与生态相互促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两山”理论背景下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路径探索——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

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短板及限制,逐渐成为发展滞后地区,亟待突破困境,而“两山”理论的提出,使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从提高生态空间整体质量、培育绿色生态经济新动能、创新生态文旅协作新模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四个方面探索了“两山”理论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同类地区突破困境提供借鉴。

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重点生态功能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以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性保障。本文通过深入研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乡村发展背景,总结剖析了小金县发展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明显,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异质性,三是拥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但同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生态经济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等障碍因素,小金县作为高山峡谷民族地区,在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明确小金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发展理论,提出了小金县产业发展建议:一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三是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农村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的政府责任研究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生态移民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者;生态移民规划和方案的设计者;生态移民相关主体利益的协调者;生态移民过程中移民权益的维护者;管理和治理生态环境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其应当承担的相应政府责任,按照行政区划的不同分为中央政府责任与地方政府责任;按照作用对象的不同,分为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对移民群体的责任。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内容为经济责任、生态责任、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制度创新责任。强化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政府责任的对策措施应为:转变政府执政理念,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协同作用,创新后期扶持政策,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政策体系研究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是政府主导的"非自愿性生态移民",是政府为解决森林资源危机、消除林区经济危困而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生态移民并非是简单的人口流动,其包含着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民生、社会和文化传承等诸多问题。面对生态移民中的经济、社会和生态风险以及移民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必须从政策层面加以规范、调整、扶持和完善,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态移民政策体系,确保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预期目标。

生态空间视角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例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空间着手,将生态系统分为五类,对2016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进行核算。核算结果表明,2016年、2020年全县GEP分别为258.57亿元、318.16亿元。研究发现,从五类生态系统价值量看,森林生态系统对GEP影响最大;从三类服务功能价值量看,物质产品中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影响较大,调节服务中森林生态系统影响较大,文化服务中农田、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区域内不同生态系统均衡或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间差异化发展战略和其他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开展GEP核算提供借鉴参考。

赤水河流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功能状况及变化研究——以赤水市为例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赤水市是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融合卫星遥感、生态环境数据和社会经济指标,对2015—2020年赤水市的全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状况及变化度进行评价和分析,诊断明确了赤水市生态保护面临的城镇扩张挤占其他生态系统、生态系统质量改善程度缓慢、局部生态系统功能有降低趋势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赤水市生态建设思路以及重点任务,包括推进城镇建设生态保护力度、开展植被保护恢复与生态廊道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和优势产业相协调、加强流域生态保护地保护和体系建设。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该研究有利于生态政策可持续性实施的经验积累和制度完善,可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均衡协同提供借鉴。

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本文立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背景,系统梳理了陕西省6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基础、功能特征、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以50个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探索实践“两山”理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解决方法。为陕西省根据关中、陕北、陕南差异化比较优势,把握秦岭创建国家公园战略机遇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趋势,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以县域为基础的区域现代生态经济体系,带动乡村振兴,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形成富有陕西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政策启示参考。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效应

基于1995—2020年多源空间数据,通过InVEST模型与人类足迹指数法,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采用双变量局部自相关与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两者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25 a间研究区生境质量逐年下降,总体上呈“西部由南向北递减、东部交错分布”的格局。(2)25 a间人类活动强度与广度均不断加深,高低值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LISA聚类图表明高-高、高-低、低-高集聚类型下生态区数量分别为15、5、5,无低-低集聚区。(4)不同自然-社会背景下,典型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方向不同,但都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高-高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总效应为正,贡献度以人口分布为主;高-低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仍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GDP贡献最高;低-高集聚区人口分布影响效应为负,GDP仍是以高贡献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主;无论何种集聚区,交通道路都是以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较科学地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发展现状,丰富了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数理分析基础上的相关性探讨,为研究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与工业经济发展——基于中国23省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与促进区域和谐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作为一种约束性制度,该政策对工业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呢?基于2000—2019年中国23个省份1591个县级面板数据,利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分析了该项制度对于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于工业经济发展具有抑制性作用,相比对照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使得工业生产值减少约10%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这种抑制性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于东部区域工业经济发展的抑制效应最强,西部区域的效应最弱。另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主要通过抑制城镇化水平与人口集聚水平对工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力作用。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研究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融合涉及众多异质主体融合关系的塑造,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融合行动者意图,催生融合效应,进而理顺生态融合行动者互动关系,揭示生态融合内在机制,构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进一步通过生态融合理念的同化、生态产业关系的重塑、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等路径夯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行动者网络,提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融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