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随着气候风险、损失损害及安全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在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主体功能的同时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区内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及气候治理协同增效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从减缓和适应两个维度提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问题研究——以T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制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障碍。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提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的高度上,纳入国家战略,这体现了中央对于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全新部署。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旅游资源开发的碳汇减损效应--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级景区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保障生态文明战略有效推进的关键区域,“双碳”目标下考察旅游资源开发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汇影响效应,有利于拓展旅游资源开发的环境外部性研究视野,并促进资源富集型欠发达地区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文章依托多源遥感影像构建7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单元研究数据集,利用空间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级景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在县区精细尺度揭示旅游资源开发对碳汇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汇呈现微弱上升态势,但空间分异明显;2)旅游资源开发造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碳汇减损,具有显著环境负外部性;3)旅游资源开发碳汇减损效应主要出现于中部、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但在生态文明战略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实施后得到缓解;4)旅游资源开发对碳汇的不利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性,“以邻为壑”特征明显。基于前述分析,文章进一步提出,理论上应探索将碳汇影响纳入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框架;政策上推动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旅游资源开发碳汇补偿制度,促进配套设施和关联产业科学布局和生态建设。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内涵,按照UNEP方法和DPSIR模型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陕西省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包含的41个县(市、区)为样本,对其2011—2020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TAPIO模型研判其可持续性特征。结果显示:各三级指标对绿色发展贡献度差异明显,关键自然资本指标在研究期间变动微弱且贡献度较低,绿色发展主要靠经济发展带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呈现低层次的绿色发展水平和不稳定的生态保护效果;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水平高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但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

京津冀生态补偿是否具有“增绿”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证据

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作为修复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十四五”期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点工作,其政策效果评价及作用机制探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2—2021年京津冀地区县级数据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生态环境改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改善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域体现出更为显著的政策效果。此外,河北省相关制度实施时间更长、资金规模更大,该省的生态环境改善效果也更加明显。进一步,本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重点补助政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激励,优化其经济生产行为得以实现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大激励约束措施实施力度、加速培育生态产业、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探索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以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的政策导向功能,助力美丽中国目标早日实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至关重要。文章基于2000—2021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能有效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且政策实施时间越久,促进效应越强;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能显著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财政自给率和经济集聚水平起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中国西部和高人口规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该政策具有促进邻近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

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测度与产业-生态的协调发展

以9个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构建产业化和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及产业生态化系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剪刀差模型、耦合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MGWR模型等方法,从县域尺度测度生态功能区建设12年来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及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分析产业化、生态化两个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差异及动态演化趋势,剖析影响产业生态化发展因素为产业生态化健康发展提供科学支撑。结果表明:(1)12年间产业生态化呈低水平的小幅上升态势,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发展态势。不同功能区间产业生态化水平及产业化水平、生态化水平差异均较大,不同功能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发展变化的主要内部动因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化水平和生态化水平总体均呈小幅上升态势,产业化总体水平低于生态化水平,9个功能区间的最大差距均呈先下降收敛后上升发散的态势;产业生态化、产业化、生态化水平均表现为前一阶段增长快于后一阶段,且后一阶段增速下滑幅度大。(2)12年间产业化与生态化系统二者协调度实现由初级协调到中级协调的提升,9个功能区间协调水平最大差距呈持续上升发展态势。186个县域样本总体协调水平分布呈以初级、中级协调为主,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和良好协调县份少的“纺锤”形态;产业化增长速率快于生态化增长速率,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速率的剪刀差呈小幅下降态势,产业化与生态化发展间差异逐渐缩小,趋向于共同发展阶段。(3)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财政自给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对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向影响,且城镇化率为影响产业生态化水平的正向主导因素。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评估模型,探究生态转移支付提升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驱动机制,为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以200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评估该生态补偿政策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1)生态转移支付的实施使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提升了0.021,并显示出持续性影响。(2)通过促进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污染治理、生态农业发展和生态旅游业开发,生态转移支付产生了环境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提升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3)在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型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效果显著,而在水源涵养和防风固沙型生态功能区实现效果不甚明显。此外,生态转移支付在财政能力较强、环境质量较低的生态功能区产生了更显著的效果。研究结论:应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不同类型、不同区域、不同特征的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完善转移支付核算标准,以体现长效激励原则。

乌兰察布市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及其降水响应

生态评价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护与恢复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2020-2022年数据,从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胁迫4个一级指标,从时间和空间2个角度对乌兰察布市4个县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质量变化趋势及对降水的响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乌兰察布市4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质量整体良好,充分发挥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防风固沙作用;②以2020年为基准年,2021年和2022年4个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不同程度变差,急需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③生态质量与5-9月份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均显著相关(P<0.05),降水量和全年降水量主要影响的是生态功能,呈显著相关(P<0.05),而与生态格局、生物多样性、生态胁迫的相关性不显著,说明降水量减少是导致生态质量整体降低的重要原因。

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为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要求,实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立足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基本情况,分析其在保护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政府管理考核机制、保护修复生态空间、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及探索生态产品实现路径等四方面建议,为完善四川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模式,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调统一提供理论支撑。

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战略实施已超10年,适时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生态质量改善效果评价理论框架,综合运用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InVEST模型和障碍度模型等方法,依据中国陆域生态基础分区并以县域为评价单元,评价2010—2020年428个国家首批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的生态质量改善水平,并利用障碍度模型识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障碍因子。研究结果:(1)总体而言,2010—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整体较高,生态质量提升为“高”“中”水平等级的区县数量占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县总数的86.45%,六大生态区生态质量提升水平高低次序为东南生态区>长江及川滇重点生态区>黄河重点生态区>西北生态区>青藏高原生态区>东北生态区。(2)浑善达克区、阴山北麓区和桂黔滇喀斯特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林地占比或草地占比等有较为显著的提升,塔里木河区、三峡库区的夜间灯光指数增大,植被覆盖度和净初级生产力降低明显,生态系统压力增大。(3)产业发展驱动、湿地政策响应、植被覆盖状态、生物栖息功能和人口承载压力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质量改善的主要障碍因子。研究结果可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公共服务质量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县域公共服务质量关乎区域民生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公共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权重法测度了2015—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520个县级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并探寻其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5—2020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水土保持类型功能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显著低于其他三种类型的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各县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防风固沙类型功能区的公共服务差距最小且下降幅度最快。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公共服务质量在空间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情形,H-H集聚区域在西北、中部以及东南地区均有分布,而L-L区域大面积分布在西南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在财政自给率较低的县域能更好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西北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能提升县域公共服务质量,在东中部区域内却起到抑制作用,金融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对南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具有促进作用。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研究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面临着老人增收难、养老难、参与难和儿童上幼儿园、上小学难等现实困境,成为影响其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解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应取消或提高村干部的年龄上限,消除老人作用发挥的制度歧视和数字鸿沟,建立健全以老人为主体、低成本高质量服务老人的积极老龄化的乡村治理机制;统筹生态搬迁、新型城镇化、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优化幼儿园和小学的布局,探索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的乡村振兴道路;确立民生与生态相互促进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两山”理论背景下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路径探索——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

广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短板及限制,逐渐成为发展滞后地区,亟待突破困境,而“两山”理论的提出,使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以南宁市上林县为例,从提高生态空间整体质量、培育绿色生态经济新动能、创新生态文旅协作新模式、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四个方面探索了“两山”理论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同类地区突破困境提供借鉴。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西藏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作为衡量运用西藏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维度,运用PSM-DID模型对2007—2019年西藏74个县域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在2007—2015年的第一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并没有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影响。(2)2016—2019年第二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影响。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促进了西藏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随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及产业结构升级,努力达到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的“三大目标”。

主体功能区约束引导产业转型发展机制探析——基于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研究

核心提示本文梳理和总结了湖南省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多规合一”改革要求,提出了湖南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需要处理好的四类关系及优化调整的若干建议,以期为负面清单制度管理和实施提供借鉴。

重点生态功能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探究——以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为例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制度性保障。本文通过深入研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乡村发展背景,总结剖析了小金县发展优势,一是生态优势明显,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且具有异质性,三是拥有良好的制度软环境,但同时存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生态经济发展不足、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等障碍因素,小金县作为高山峡谷民族地区,在国家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具有典型代表性。在明确小金县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笔者立足“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发展理论,提出了小金县产业发展建议:一是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加快生态农业发展,推进高标准绿色发展;二是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善返贫风险防范机制,多渠道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三是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机制,探索农村对外开放合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生态空间视角下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例

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遂川县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空间着手,将生态系统分为五类,对2016年和2020年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进行核算。核算结果表明,2016年、2020年全县GEP分别为258.57亿元、318.16亿元。研究发现,从五类生态系统价值量看,森林生态系统对GEP影响最大;从三类服务功能价值量看,物质产品中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影响较大,调节服务中森林生态系统影响较大,文化服务中农田、湿地和城市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区域内不同生态系统均衡或非均衡发展战略、区域间差异化发展战略和其他县域国家生态功能区开展GEP核算提供借鉴参考。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困境研究

推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面临着尖锐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的矛盾,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无疑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财税政策中发挥引擎作用。但目前主要依靠的两个纵向转移支付办法,即《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和《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在财政支出功能的项目设置、实施效果局限矫正、纵横互补格局、法律体系保障等方面都还存在突出问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推进建设造成困境,各级政府必须达成共识并从根本上破解。

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研究——“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本文立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两山”理念的陕西实践研究背景,系统梳理了陕西省6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类型基础、功能特征、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以50个县(市、区)为基本单元的陕西省重点生态功能区,在探索实践“两山”理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原因与解决方法。为陕西省根据关中、陕北、陕南差异化比较优势,把握秦岭创建国家公园战略机遇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趋势,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能源安全等国家战略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以县域为基础的区域现代生态经济体系,带动乡村振兴,推动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形成富有陕西特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政策启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