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政策能否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基于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的研究

本文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讨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链现代化,且经过政策叠加效应检验、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优化信贷可得性和提高信贷配置效率是该政策促进产业链现代化的主要传导渠道。相较于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实施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政策更加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金融改革与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来自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参数法测度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在此基础上,以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该政策对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从技术进步偏向角度看,中国城市整体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且不同区域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的差异逐步缩小;从政策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显著增进了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该政策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异质性、城市资源依赖异质性与政策异质性,且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后,该政策效应依旧显著;从作用机制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强居民绿色消费观念、提升重点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三个路径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从环境效应角度看,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会通过增进中国城市能源节约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实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的“双降”。文章完善了国家级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效应的评估框架,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借鉴。

大数据政策治理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作用、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对非高科技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金融化具有较为突出的治理作用;能够有效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提升企业发展质效以及平滑企业风险,从而能够有效治理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较强金融监管支撑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

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能否促进高质量就业

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就业。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够通过增强信贷可得性和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对高质量就业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政商关系健康度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更加显著。

金融改革政策能否促进共同富裕?——来自国家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金融改革政策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构建工具变量分析是否存在政策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金融改革政策能够带来积极政策效果;(3)机制检验发现,金融改革政策可以通过改善信贷可得性、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共同富裕水平;(4)城市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高行政等级和高市场化程度的城市中,金融改革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研究结论对中国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论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取向和政策内涵

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中国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过程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部署。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层面,分析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必然要求和战略取向,并结合国家对建设云南、海南、桂林3个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要求和部署,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提升可持续旅游发展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和增强旅游综合服务保障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内涵。

七省十地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实践探索、经验启示与政策建议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在七省十地设立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各试验区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探索差异化改革发展模式,持续增强普惠金融服务能力,为全局性普惠金融改革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本文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梳理归纳,以期为青海省普惠金融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与政策法制冲突问题研究

制度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策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综合配套改革是在政策法律逐步完善基础上的改革,和早期区域经济发展缺少政策法律保障不同,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在行政管理体制领域、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都有明显表现。解决两者之间的冲突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进行解决,也需要试点区域进行推动。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的政策法律协调问题研究

制度因素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政策法律制度是正式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过去30年的改革,具有单向突进、渐进式和应急性的特点,导致已形成的政策法律制度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产生制约和束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法律制度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与国际接轨,从全局考虑,进行全方位改革,并从国家和试验区两个层面进行推动。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京政办发〔2023〕23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2023年10月24日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知识产权局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银发〔2023〕98号)等要求,为加快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政策 加快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和国家优化金融生态改革试验区

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我国经济金融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经过近10年的积极努力和多方争取,2013年12月23日,国家发改委会同"一行三会"正式出台了《关于印发沈阳经济区优化金融生态改革试验专项方案的通知》(发改经体字[2013]2588号)文件,标志着辽宁省获得了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政策,成为全国继上海、天津、深圳、温州、前海、泉州等为数不多的具有国家金融创新试点政策的地区;标志着国家振兴东北政策含金量又有了实质性的重大提升,从产业振兴进入了金融振兴的历史新阶段;标志着以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为核心的沈阳经济区和辽宁老工业基地,开始引领全国金融改革、创新和发展,开始承担国家重大金融改革创新的历史新使命。

双碳背景下企业金融化与绿色发展的“多言寡行”——基于金融改革政策的治理效应评估

新时代双碳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行为会对发展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7-2021年数据集,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的影响和机制问题。实证结果发现,随着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提升,企业在绿色发展领域上越有可能采用“多言寡行”的策略行为,即在年报披露较多的绿色信息但实际绿色治理绩效较差,这类行为有着较强的“声誉管理”动机并会降低企业的真实生产率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提升企业风险并降低企业责任评分等,都会导致企业绿色发展“多言寡行”问题的出现。在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支持下,企业金融化对绿色发展“多言寡行”行为特征明显淡化。本文研究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企业金融化有悖绿色发展的冲击作用,并为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解决方案。

大数据战略对电力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切入点,聚焦研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的减排效果。基于中国2011—2019年16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大数据战略对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有效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电力消费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试验区对于资源型城市电力消费碳排放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并且除内蒙古、广东、沈阳外,其余试验区均对电力消费碳排放的降低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进一步推动大数据战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参考价值。

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理论模型

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理论模型具体再现了政府、企业、居民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从理论上将社会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将制度变迁纳入生产函数中,得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社会福利均衡条件,为未来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发展及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分析

在界定和解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的基础上,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改革模式的异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基本结论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种制度变迁内生化的变革模式,具有制度变迁累积创新传导机制。

建设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探索

探索和创新旅游政策是加快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旅游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为了探索解决当前中国旅游政策的一些共性问题,云南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并在旅游综合配套政策的探索和创新方面走在了全国最前沿。在中国旅游政策问题的基本判断基础上,分析了旅游政策探索的理论基础,并从7个方面阐述了云南省主要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探索框架。

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基于演化阶段及实现机制的视角

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的动态演化实现机制分析,其创新过程呈现从制度输入、制度发展、制度成熟到制度输出等四个阶段,每阶段其动力主体及实现机制各有特点。基于试验区制度创新的不同阶段,对策建议是:清晰界定"先行先试权",创新地方立法机制,保证制度创新动力输入;理顺中央对地方的指导协调机制,促进制度输入有效推进;制定试验区工作的导则和评估方案,确保制度创新过程有效合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制度创新动力由"外"而"内";发展社会组织承接政府服务职能,形成全社会创新创造氛围。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机理分析

制度创新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本质,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初衷所在。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创新空间扩散研究和详细分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空间扩散效应、表现形态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初步探索了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空间扩散的内在机理。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评价指标与选择策略

随着各地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夺热情的高涨,研究设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评价指标和选择策略,为国家在各地选取试验区时提供客观的、可以量化的判别标准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提出,应根据候选城市的自身发展能力指标、制度创新能力指标和区域联系能力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选择那些区域主导优势明显、有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为依托的城市;进行选择时,还要遵循国家经济重心空间转移的动态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