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阶段受教育权实现的国家限度研究

学前教育阶段受教育权是指学前儿童有接受文化教育和获得受教育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学前教育权法律属性的特点,在实现与保障幼儿学前教育权的过程中,国家应尊重幼儿的学前教育选择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践行自由基础上的秩序价值,平衡私权与公权的关系,最大程度上保障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使学前教育法成为名副其实的幼儿权益保障法.

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限度与国家能动性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提升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能力对于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历经“单位制—街居制”的管控时代到“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的管理时代,再到新时代“党建引领—政社合作”的协同时代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变化在于国家限度的收紧与国家能力的转型与提升,这意味着基层治理中的国家能力不仅包括具有自主性的主动态能力,还包括制度限度下的被动态能力。此外,国家作为能动者,为了在限度之下再次获得自主性,会主动迎合社会发展,在助推社会力量发育的同时,实现自身能力的解放,即结构中的能动态能力。自主性的主动态、结构中的被动态以及结构中的能动态三种能力,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的基本能力构成,这三种能力表现为管控能力、服务能力与助推能力,国家一般通过对这三种能力的交互使用建构同社会的关系。在当今基层治理语境下,要更加注重对国家助推性能力的培养,为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提供能力保障。

国家为何不能超限:当代西方国家限度理论的逻辑进路

国家权力自主性、国家权威合法性和国家能力有效性是西方国家限度理论的基本框架。国家权力发展不足,自主性就会缺失,从而滋生腐败,甚至威胁稳定,但若发展过度,自主性则会扩张,社会陷入权力困境。国家权威离不开社会认同,否则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但若权威增长不加节制,国家就难以维系公民认同与服从。国家能力增长,有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但若越过合理界限,则容易导致国家行动无节制,进而失去有效性。国家权力、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必须约束在合理的界限内,超限的国家是随时可能会引爆国家失效的炸弹。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诺奇克“最低限度的国家”之比较

权力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老子的无为政治亦与此直接相关。老子认为,万物(包括百姓)能够自然地依靠从道获得的德而发展到完美、和谐的状态。君主权力的使用会干涉百姓的自然发展,破坏完美和谐的自然状态,因此,君主应无为。老子承认国家和最高统治者存在的合理性,他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的无为政治更接近于诺奇克的"最低限度的国家"。诺奇克以美好的自然状态来论证国家的起源及存在理由,他的自然状态是国家产生前的"无政府状态"。老子的"自然状态"是百姓的发展不受君主权力干涉的状态,不同于诺奇克,他的"自然状态"只是用来回答君主应如何治理的问题。老子和诺奇克或将百姓的自然作为君主行使权力的界限,或以个人的权利作为约束国家权力的边界;或认为无为之君可以辅助百姓自然,或认为国家可以保护个人权利。他们的思考有一致性。但是,在老子思想中,自然状态下的百姓并没有权利意识,而在诺奇克的"最低限度的国家"中,国家正是因为保护个人权利的需要而产生的。

最低限度国家不是正义的国家——基于对诺齐克的赔偿条款的解读

在诺齐克的资格理论中,赔偿条款占据要位——承担赋予个人对某无主物的占有以正当性的重要角色。但是在无主物的获取过程中,赔偿要么不能够确保初次持有权利的正当性,要么与再分配纠缠在一起。遵循诺齐克的权利至上立场,最低限度国家不应当拒斥模式化分配本身,而仅需拒斥不合理的再分配限度,否则它就不能被证明既是功能最多的国家也是正义的国家。

从“自然状态”到最低限度国家“正义性”构建的困境

诺齐克的国家理论的起点是洛克的"自然状态",他试图从这个起点,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手的方式,在不违背"自然权利"的前提下,构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自然状态"本身并非人类真正的自然历史的状态,以这个不自然的"自然状态"为起点,通过两个中间状态——保护性社团和支配的保护性社团,最后建构成最低限度的国家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难以逾越的困境。而且即使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被建构起来,它也是不稳定的和缺乏实质正义的。

谈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之哲学理念

诺齐克是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1971年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著作《正义论》,此后出现了许多学者来回应和批判这部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诺齐克所著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齐克在书中不仅提出了权利正义论的核心内容——"持有的正义三原则",并且创造性地提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超低限度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看不见手"等等有关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概念,其贡献是卓越的,其理论高瞻远瞩,非常值得后人去深入研究。

论诺奇克国家观中的自由至上原则

诺奇克是一名自由至上主义者,主张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诺奇克的国家理论就建立在其权利至上和自由至上的原则基础之上.他论证了'最低限度国家'产生的过程,认为'最低限度国家'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其发展经过了保护性社团、 支配性社团和超低限度国家的三个过程,最后发展为'最低限度国家'.'最低限度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并没有违反自由至上的原则,因此是合理的、 正义的.同时,诺奇克进一步提出'最低限度国家'是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的观点,认为罗尔斯式的拥有功能更多分配国家和拥有功能更少的乌托邦国家都必将侵犯个人权利,违反自由至上原则,只有'最低限度国家'才能最少的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从诺奇克与罗尔斯之争谈起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是维系社会秩序、塑造社会风尚的伦理智慧。新自由主义者诺奇克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自由问题上无实质分歧,二人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平等,具体表现在正义基石—权利VS公正、政府角色—最低限度的国家VS多功能国家,以及分配正义—资格理论VS背景制度三方面。分析这些争论对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大同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等思想渊源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可借鉴"最大最小值"规则,从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平等优先于善;合理把握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之张力,发挥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扶贫体系,增进百姓福祉等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期做好扶贫工作,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误解与交锋——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关于以强力抗恶问题的争论

1925年6月,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在德国首都柏林发表《以强力抗恶》一书,引起俄侨民界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其中以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的理论交锋最具理论深度。这场争论发生在"哲学船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那批热爱祖国却又不得不离开的知识分子在离开后对其命运的首次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俄罗斯应当如何走出革命和如何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这一问题。这场争论折射出了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矛盾倾向,即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追求。在俄罗斯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最终形成中,政治家借鉴了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思考,有意匡正了俄罗斯政治史上的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弊病,从而在政权建设上选择了一个适合俄罗斯具体情况的中间化立场。

诺奇克同洛克关于自然状态理论的差异

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SU)一书中,诺奇克论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的合理性,并论证任何更多功能的国家都无法得到辩护。整个论证过程同古典自由主义有明显的差异。而从诺奇克阐述他以洛克自然状态理论为基础的自然状态理论开始,这些差异逐渐体现出来。本文将从元理论层面,对"自然法"的使用、一些推论"、契约论"与"看不见的手"这两种实际产生国家的方式几方面来考察诺奇克的自然状态理论和洛克观点的不同。

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动力研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逻辑起点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历史逻辑起点基础上,以制度变迁为分析视角,提出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动力理论假设:国家限度回归为市场经济释放生存发展空间;国家限度回归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合力推动造就社会发育的土壤;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反作用于国家限度(权力、权威、行政能力),促使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在分析单元上,将市场、社会、国家权力等纳为分析对象,最终追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动力之源。

伊万·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思想及其政治诉求

以强力抗恶思想是俄罗斯著名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的重要思想,它从对外在强制措施的相对必要性的理论论证出发,最终落实在对国家的合法性与限度的彰显上,使得对抗恶方式问题的伦理学探讨充当了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从其内在的逻辑推演过程来看,既实现了驳斥托尔斯泰勿以暴力抗恶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目的,也为其国家主义学说提供了理论论证。伊里因的国家主义学说受到以普京为代表的当代俄罗斯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重新审视他的以强力抗恶思想及其蕴含的国家主义学说,有助于我们把握未来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方向;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政权建设带来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诺齐克正义观的哲学反思

诺齐克(Robert Nozick)是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1971年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发表了著作《正义论》,在此之后许多学者回应和批判了这部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诺齐克所写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齐克在书中不仅提出了权利正义论的核心内容——"持有的正义三原则",并且创造性地提出"支配的保护性社团""超低限度的国家""最低限度的国家""看不见手"等等有关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概念,其理论高瞻远瞩、贡献卓著。

对诺齐克“乌托邦框架论证”的双重审视

为了向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证明最低限度国家是值得欲求的,诺齐克提出了对它的“乌托邦框架论证”。这一论证并非建立在自由至上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而是为最低限度国家提供的独立论证。但诺齐克忽视的是,恰恰由于他过分依赖自由至上主义阐释乌托邦框架理论,从而导致其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无法承担乌托邦框架的职能。本文将从理论论证和实际运行两个层面审视“乌托邦框架论证”的失败。在理论层面上,最低限度国家既不符合乌托邦框架的中立性条件,也未被证明是实现乌托邦框架职能的最佳方式和唯一方式。在实际运行中,最低限度国家无法解决后代教育、政治忠诚、资源匮乏等现实难题,从而无法保证其作为乌托邦框架会比其他制度结构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