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集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虚化

在我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集权官僚体制已经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但还有所残留。我国政府集了部分土地所有权,并通过各种法律法规占有本该属于农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虚化,这体现在使用权与处分权受限、收益权未实现上,它限制了农村土地的用途,致使集体经济利益不能实现、土地流转受阻。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重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这要从国家归还不该占有的权利开始。

论集权型国家权威产生的特殊背景

论文从两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集权型国家权威的产生背景。首先是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必需品,传统因素对其生长的抑制以及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有集中、专断的的国家权力去加速这种制度的确立;同时,面对严酷的国际经济竞争,只有得到国家的保护,脆弱的国内经济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其次是特定的社会状况。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的杜会变迁之中,需要有效的政治统治才能保证必需的社会秩序。在发展中国家民主效应滞后,不能形成有效的政治统治的情况下,集权型国家权威应运而生,并且顺应了传统政治文化。

非中央集权经济国家和中央集权经济国家铀资源的对比分析

本文根据俄罗斯原子能部的数据库资料,对非中央集权经济国家和中央集权经济国家的铀资源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矿产资源可定义为可靠资源(RAR)和估算的附加资源(EAR)两部分。根据地质背景的不同,将铀矿床划分为8种类型。在中央集权经济国家内,尽管存在着寻找与前寒武系相关的铀矿床的潜力,但几乎没有这样的铀矿床;而该类型铀矿床在非中央集权经济国家中所占比例却较大。中央集权经济国家中与古生界有关的铀矿床占世界铀资源量的11％;在这些国家内,铀矿床数量最多的是脉型铀矿床,而资源量最大的是砂岩型和碱交代岩型铀矿床。研究表明,对于寻找大型铀矿床来说,最具潜力的地区当数大型的地向斜盆地、裂谷盆地和古老地台上的构造-岩浆活化区。

当代中国非公企业的产权革命与国家自主性——兼论非公企业发展的空间与限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非公企业的一次产权革命推进了国家自主性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非公企业的二次产权革命使国家自主性逐渐沿着提升与制约相反相成的路径发展。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为非公企业的发展预设了制度空间,又指出其发展限度。所有制结构的非均衡性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自主性的提升优先于对其制约、国家集权优先于社会分权的深刻原因和集中体现,还反映出在还权于社会、还政于民的过程中维持较高国家自主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这种自主性决定着非公企业的有限发展。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 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与西欧古代国家演变的路径分析

中国与西欧在国家起源的方式、发展道路及动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西欧早期国家产生时,私有制就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国家制度及其发展演变,都围绕着以私有地权为核心衍生出的行政司法特权运行发展,西欧国家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演变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中国早期国家从家长制家庭演化而来,整个国家演变的过程就是家庭与国家的逐渐分离以及家庭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明晰化。在家庭权力向国家权力转移的国家集权化过程中,政治上表现为国家机构对家庭的不断集权,经济上则体现为私有制对家庭公社的瓦解,逐渐将分散于家庭公社手中的地权集中到统一的国家之中,形成了国家土地所有权。

军事作用与国家形成——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

国家形成的军事视角强调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军事作用,在此视角下的一些解释建立了军事作用和国家形成之间的因果链条并提出了因果作用机制。这些解释认为,战争、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军事因素导致了国家形成,而这些因素在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则又导致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产生。在这个视角下,一些学者认为,军事因素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具有一般性,另一些学者则具体地指出,军事要素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形成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新生代的国家形成理论认为,老一代的国家形成理论有过时性,他们或者强调更复杂的现象,或者提出它在第三世界国家不适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从两极化走向均权化

以世界上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22个成功跨越人均GDP 12000美元的国家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这些国家在跨越期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及其特点表明,虽然这22个国家跨越期并不在同一时空(分布全球,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以后),跨越所需时间也长短不同(5—30年),但是,在跨越期间,各国教育管理体制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和地方分权制国家都向均权聚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论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政治管理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权力集中于一些关键职能范围和新的权力领域,才能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

史前国家、准集权制国家、统一集权制国家是中国上古国家道路的三大阶段。截然有别的三个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现象、社会制度、权力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内核使上古历史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国东部沿海与内地文明的不平衡性、以及新石器时期的海侵等主要因素既促成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观的早熟，又造成实现国家集权费时长久，并与浩繁的战争形成对照。

莫斯科国家衙门制度起源考略

中国封建国家的中央政府机构,自秦汉以降,历朝有别,却总不离秦三公九卿和隋唐三省六部的大格局。俄国则不然。自十六世纪上半期至大彼得改革,实行了近两个世纪之久的“普利卡兹”(ПРИКАЗ)制(中译衙门);此后才是彼得所创的“委员会”制和近代的内阁制。近百年来,苏俄学者对“普利卡兹”历史的研究,著述甚丰,存疑之处亦颇多。能取得一致认识的,是关于该制度的实质和特点两个问题,即:“普利卡兹”

论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本文认为,其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具有“原子”的特点,他们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需要高高站在他们的上面的权威来代表他们。适应小农经济的客观需要,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必然地产生和矗立起来。而专制政府的统治体系的建立、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以及维系其生存的“生活源泉”,则都有赖于小农经济作为它的基础。惟其两者的关系如此,所以,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盛衰变化呈现为正比。而专制集权政府的兴衰与地主制经济的盛衰则成反比。不仅在中国,在中世纪欧洲的英国、法国,亚洲的朝鲜、印度,社会发展的事实都证明了小农经济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基础。

苏联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考察

苏联是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历史上,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曾给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很大影响。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端愈来愈显露出来。本文着力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苏联中央集权制的来龙去脉,探究其形成、发展的原因,以期这一努力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并对预测苏联现阶段的改革前景有所启发。

发达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均权化论列

发达国家教育行政管理均权化论列李帅军，李少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心和关键，它与国家的政权性质、政体形式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传统不同，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地方分权制等不同类型的教育行政管理体...

网络文化中的价值冲突

信息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全球性、自由性、虚拟性等基本特征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民主和网络生存方式。网络民主从根基上改变了工业时代国家集权和世界霸权的信息技术前提,使其成了集权和霸权的挑战者、消解器和掘墓者;网络民主还会引发多元文化之间、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之间的价值冲突;网络生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固有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观念模式,进而引发虚拟性与实在性、自我与非我,以及网民心理方面的价值冲突。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中日近现代教育微观比较

“中体西用”、“和魂洋才”,中国和日本差不多于同时代提出了在维护本国古老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教育等领域进行初步实践。本文从这两个提法和在实践中的应用入手,分析了近现代中日教育的异同点。所谓前车之师,后车之鉴,本文也试图从两国教育的微观比较中找到一些中国教育改革引以为鉴的地方。

“渐进工程”对抗“整体主义”———波普尔反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评析

波普尔采取先破后立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进行全面的诘难，以“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荀子、法家与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形成——荀子思想中的法家因素及其政治学实质

荀子所处的历史时期是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建构近乎完成的年代;而集权化统一国家的逐渐形成以及国家的立法活动,则让国家权力和主权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显然是由于在政治层面上感受到了这一点,荀子对君权及其权威始终抱有一种积极的肯定性态度并特别在意它的维护与巩固问题。一般而言,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并不关心这些东西,即便是试图通过礼制之恢复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孔子也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社会管理背后的权力问题。荀子思想由此也就表现出某种明显的法家因素;而法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则由于直接参与并推动了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建构而不得不考虑权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荀子并没有像法家人物那样从政治层面思考权力的政治运作和自我维护问题,而是更愿意从道德层面着眼来看待这些事情,他因而几乎完全否定了在政治层面上本质性地属于权力之存在本身的东西。于是,他的思想中的那些法家因素由此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还有,他对规定着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的极端重视,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思想就其整体而言是与法家的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因为法家人物积极推动的立法活动所制定的成文实定法的形式化特征本身就要求一种法律层面上的平等。

关于GONGO的几点想法和意见——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为例

本文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为例,探讨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认为GONGO是指国有事业单位,不应归类于NGO,综合开发研究院处在GONGO和NGO的中间,已经具备了NGO的“正规性”、“非营利性”和“志愿性”,应增强“民间性”,提高“自治性”,明确“公益性”,向真正的非政府组织方向前进。

普京执政:成就、影响及意义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普京执政或普京时期将会被作为俄罗斯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转折阶段载入史册。其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执政实践,开辟出一条适合俄罗斯基本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路虽然曲折坎坷,但显然适合俄罗斯人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俄罗斯复兴就有希望。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行政区划的历史也有二千多年了.由于地方行政区划是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才真正实行和变迁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先秦的萌芽期,秦汉的郡县制,魏晋南北朝隋的州、郡、县制,唐宋的道、路制,及元明清的行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