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韧性、国家韧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我国政治学语境下,韧性理论围绕治理现代化意义上长治久安、和谐共生的政治系统愿景而建构,治理韧性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则可以理解为政治治理体系效能较强,以及国家与社会各领域的自主性发展与运行形成较强的生命力、抗逆力、复原力与可持续发展性。中国以文明型国家的国家传统,形成以国家、社会、民族相互塑造而延续千年不辍的韧性,韧性的理念深度蕴含在中华文明品质与国家建设中。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对中华文明所蕴含的文明韧性作出了最好的阐释,而“两个结合”为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如何汲取文明韧性,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指明了基本原则与实践方向。中华文明韧性与中国国家韧性的叠加,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韧性。以文明韧性为基底、以国家韧性为依托、以共同体韧性为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探索更丰富和更具韧性的治理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国家治理,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韧性因素,持续建设韧性国家,从而能够塑造对抗现代性风险的韧性政治,其经验可为人类现代化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是中国国家韧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并不来自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反而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度。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而给大一统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统称为荒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成功的备荒救灾不仅以大一统国家为前提,荒政也是中国国家韧性的塑造机制。荒政实践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强化了王朝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推进了国家官僚组织建设,规避了中央政府基层控制权的旁落,巩固了普通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荒政还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共识、制度遗产和基础设施。从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中形成的国家韧性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超大型国家韧性的形成机理

面对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民族多元、公共事务纷繁复杂的超大型社会现实,新中国通过采用和拓展民主吸纳民意、整合社会与强化国家凝聚力以抵御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压力,有效提高了国家韧性,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制度规范和政治行为的根本遵循,成为当代中国有效治理复杂多元社会、科学制定政策以及迅速防范风险与危机的重要机制。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必须以全方位民主体系、全链条民主机制、全覆盖民主实践和全过程民主共识,为超大型国家韧性的持续巩固提供组织基础、制度保障、可操作技术和价值认同。

体制变革: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长期维系、不断重建的国家韧性。这种国家韧性并不是制度僵化停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其官制、税制与兵制都发生过多次影响深远的变革。大一统国家的体制变革既源于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得益于中华民族居安思危、革故鼎新的文明传统。体制变革是塑造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动态机制。通过体制变革,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秩序得以长期维系,多权力中心分立的低水平均衡得以被打破,大一统体制长期向成熟演进的趋势得以保持。通过制度化变革实现有效治理的做法为我们塑造现代国家韧性提供了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构建国家韧性：新中国治水史的政治现象学分析

新中国的水治理创造性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模式,即在继承传统政治合法化资源与吸收现代化背景的各种要素之过程中,扎根本土场域,以国家为主导,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并在其中构建国家韧性。国家韧性依赖于国家政权认同、治理绩效、执政理念三个层面的建设,新中国治水史的三个阶段各有特色并突出体现了该逻辑的共性,这构成了文章的主线。治水实践以外,每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困难和障碍之时,治水的精神力量亦是巨大的。在如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更有必要回顾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治水历程,厘清其历史资源、外部资源与理论资源,回溯关键时段的关键节点,加以贯穿审视,从而准确把握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中国国家韧性研究的学术审视:渊源、进路与知识任务

中国国家韧性是具有突出的知识价值和研究意义的学术议题。中国国家韧性研究的展开,反映了中国政治研究的学术自觉。当前中国国家韧性的研究已经有了重大进展,分别形成了韧性社会、韧性治理以及韧性政体三种研究进路。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韧性研究未来的学术成效和研究质量,需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家韧性问题的科学研究,完成规范知识、经验知识和方法论知识的建构工作。中国国家韧性的巩固和发展是中国国家韧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意义归宿。在遵循学术研究内在规律的前提下,为中国国家韧性的发展贡献学术智慧,进而满足中国大国国家现代化治理的基本需求,应该成为当前和未来研究的普遍自觉和集中共识。

从国家到国际:国际关系中“国家韧性”的研究视域

“韧性”是风险社会中的重要概念,是不确定环境中主体所应具有的适应性、回应性等能力。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国家韧性”成为政治学中探讨国家在风险中特定能力的话语。然而,目前对于国家韧性的讨论多以国家内部的制度体系为主体,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关系中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审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韧性,必须立足于系统思维,在“纵”与“横”的国际关系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中探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从纵向角度看,国家韧性以国家为原点、地缘为延伸,具体表现为从边境到全球风险环境中的国家韧性结构;从横向角度看,将国家韧性放到竞合关系中,分析在国际竞争—合作的不同领域中国家韧性如何彰显。总体来说,国家韧性是大变局时代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能力。

教化: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成路径

在中国超大规模的领土空间上,大一统体制的长期维系与不断重建展现了中国的国家韧性,成为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一统体制权力一统、制度一统和文化一统的特征,与大规模治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成了天然的张力。教化是将道德、文化与教育相结合的治理方式。通过教化,大一统王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得以彰显和推广。经由学校教化、礼乐教化、民间教化和家庭教化的具体路径,教化形成了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巩固了基层治理秩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而弥合了大一统体制与大规模治理间的张力,最终塑造了大规模治理下的国家韧性。教化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内容的更新中适应并影响着中国历史。对教化的重视和教化手段的运用,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教育体系与公务员组织体系建设。

全球治理转型中的国家韧性构建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三重风险叠加的当下,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主体,正面临着内外交织、高强度的冲击,全球治理的失灵使“找回国家”的呼声日趋高涨。然而,解决当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并摆脱全球治理困境的核心绝非简单的“国家中心主义”全面回归,而是对全球治理中“国家”的重构。全球治理的转型呼唤“国家韧性”的构建,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存续、双向压力以及转型需求对国家自身的“抗压力”“恢复力”和“可持续力”提出了全新的考验。为此,国家需要以挖掘社会内核、推进国家建设以及开拓时空想象为路径构建“国家韧性”,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冲击的同时,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发展。

家户小农: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

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制度或者观念的共同体。国家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社会基础决定国家的制度和观念特性。从国家的社会基础来看,中国表现出韧性特征。这种韧性在中国国家形态的长期历史演进中,表现为国家在克服困境应对危机时的适应性、稳定性和自我发展性,以及由此实现的长期延续性。中国的历史是在家户小农的社会基础上长期演化发展而来的。家户小农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立生存、自我发展的韧性。具有韧性特质的家户小农,为国家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延续和稳定的机制,包括小规模生产的适应机制、对国家政权低度依赖所形成的自组织机制、基于血缘延续的稳定机制等。

中国国家治理“韧性”研究的分析与展望

自黎安友(Andrew J.Nathan)提出中国的国家治理"韧性"概念之后,围绕着中国国家治理"韧性"产生的"原因"形成了四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它们分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政策体制、官员管理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些研究揭示出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策实验、选贤任能的官员管理制度和权威协商式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我国的国家治理"韧性"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将我国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推向到一个更具体和更系统的高度,展示出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相对于西方治理体系的内在活力。从国家治理"韧性"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我们还需要从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消除国家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如何结合历史传统进行制度创新等角度进一步展开后续的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的现代化协同治理机制:基于“事件—传播”的研究

随着现代风险社会及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到来,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往往由事件与传播双重逻辑耦合引发,常使国家陷入不确定性风险传播的被动响应中,因此需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的现代化协同治理机制。在事件属性层面,应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建立常态化社会治理机制,将数字技术作为提高舆情治理能力的基础设施,以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舆情风险治理的现代化;在媒介属性方面,要提高新型主流媒体突发公共事件舆论引导力,从舆情风险研判、预警及处置等层面进行全过程的舆情风险防范与治理。从整体性治理视角而言,建立网络舆情纵横协同应对,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与传播治理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现代化网络舆情风险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以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的韧性,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需要。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

“谋势”: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研究者发现中国人有贵“势”的思维传统,这与西方人贵“力”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差异。“势”可以从势头或趋势、局势或情势、权势或力量等主要方面来理解其内涵,结合当前国际政治形势,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谋”之“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性之“势”,其“势”的作为集中体现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之中;二是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引领,谋划“主体间性”的关系性之“势”,其“势”的作为体现在中美关系的稳定维护上、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变革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协调发展上;三是应对不确定性挑战,提升国家韧性能力之“势”,体现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为,以及应对全球化风险挑战的能力提升方面。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谋势”的整体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