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权利运动——基于“国家-市场-社会”的视角

以"国家—市场—社会"的三重关系为分析范畴,新媒体传播权利运动可视为一种充满矛盾的实体和纷争的场域。文章从动态的社会场域出发,分析了传播权利运动的历史主体性问题,探讨了新媒体传播背后的隐藏文本和涵义,认为传播权利研究离不开"概念性国家"、"自由市场异化"、"动态历史中的社会"等话语语境,应脱嵌传播本质主义,寻找一种"主体性-经验性"的传播治理路径。

国家-市场-社会三维视角中的民族旅游空间变迁——以西双版纳景洪城傣族旅游为例

本文从空间的社会本体论出发,突破现有研究中常见的国家-市场、市场-社会或国家-社会二元关系分析,综合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关系,扎根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洪城的田野调查资料,对整体社会转型期我国民族旅游空间变迁的特征及其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景洪傣族旅游空间在分布模式、地理区位、文化符号、投资规模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2)国家在旅游空间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强,本土社会在逐渐后退,但这不能简化为权力与资本合谋入侵社会的单向过程。(3)国家面对市场时存在依靠市场发展经济和发展经济为了社会的双重目标张力;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全面参与的政府意志与部分原住民主动退出的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从全面嵌入趋向解绑,但市场既不应该也不能够完全脱嵌于社会。由此本文提出:(1)对于财政资金匮乏的民族旅游地,市场资本在民族旅游空间中呈现出好恶交织的两面性,关键在于建立国家-市场-社会的动态平衡协商机制。(2)当前需积极调整市场-社会关系,预防本土社会从旅游空间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持续撤退,其中,原住民主动隐退的现象需得到足够关注。

“国家-社会”框架中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研究综述

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文章梳理了"国家-社会"框架中市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法团主义、"国家在社会中"以及中国本土化视角关于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研究,为今后研究打下基础。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国家—社会—市场:理论述评与比较分析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有赖于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对战后有关欠发达国家发展道路的四种代表性理论即经济起飞理论、依附论、新自由主义和可发展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并运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处理三者关系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处理三者关系的历史,进而得出启示:一个国家的发展既要理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要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在此过程中国家必须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强能力建设,担负起实现国内外平衡的重任,并在国家—社会—市场三者关系的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以中国为背景的经济—政治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并生成了市民社会,它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基础。要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更需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强大的市民社会,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和自律能力,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仍然需要国家的适度推进,要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关系,这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诉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略论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社区规划师制度

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出发,以"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为依据,引入中国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的发展经验,分析了社区规划师在我国国情下的主要作用和发展方向。

半嵌入性互动治理的形成逻辑与主要类型--以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为例

城市基层治理涉及多元治理主体的复杂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内蕴着权力结构与秩序的演变。国家、市场、社会三方主体力量在中国强国家弱市场弱社会的现实背景下,呈现出以结构性非对称性形式相互依赖、三角权力关系稳定、相互弥补各方失灵为特点的互动形态。文章将此互动形态在基层社区中的运作概括为“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基于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通过多案例比较方法研究H街道四个社区的业委会与物业管理运作,发现“半嵌入性互动治理”在现实运作中呈现多种类型。国家、市场、社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互动关系会根据现实需求与权力博弈进行平衡与调试,最终保证社区内部安全与有效治理。

刑事诉讼中的交涉-说理机制

受职权主义惯性思维的影响,刑事诉讼中对抗制所具有的交涉-说理机制被忽视。交涉-说理机制的本质是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市民社会为其力量源泉,建构理论为其认识论基础。探讨这一机制的理论基础,明确其本质及必要性,并探索其制度实践途径,有利于诉讼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构建,在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中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初探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同构的一元化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全能主义”的政府职能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和壮大，使国家与社会呈现出二元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必将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职能模式的选择。

博弈业委会——以国家-社会-市场为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住房分配体制的深刻变革，中国城市社会开始经历一场从“单位分房”向“个人购房”转变的“居住革命”，由此开启了一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住房私有化进程。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权力结构——基于上海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领域,房地产改革实现了中国城市社区从集体权属的单位社区向个人权属的居住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对上海市6个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构成了城市社区的多元权力格局。居委会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在某些领域因为物业力量的延伸而出现空心化现象;物业公司以极具效率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在社区运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业委会虽然成立的数量不少,但作用发挥依然有限。而在不同的城市社区中,上述权力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低档社区市场力量较弱,往往承续着单位制传统,居委会扮演着权力格局的主导者;高档社区中,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物业管理公司,并且挤压社会力量的发展;中档社区则发展出一种碎裂化的相互制衡态势。在这种多元的权力格局中,政府行政力量如何有效释放,以及政府行政权力执行者的角色至关重要。而如何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并依据具体社会发展状况培育社会管理力量,使得市场与社会力量实现良性互动,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改革方向。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建构性,决定了文化场域必然是国家将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渗透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中国文化治理先后经历了以政治化为引导、以"市场化"为主的和以"福利化"为特征三个发展阶段,反应了国家文化治理不断寻求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确定三者之间权利与义务边界的变迁历程。文化应该力求保持一种开放性、参与性、批判性的特质,在国家"管理逻辑"、社会"民本逻辑"、市场"效益逻辑"之间寻求一个互相制约与合作的平衡点。这不仅需要国家在文化领域保持宽容与协商的姿态,也需要引导社会文化力量发展壮大,并要对文化市场化的负面影响进行规制。

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分类与比较研究——从结构与行动的角度看

支持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以培育和提升一线社会组织为组织目标。当前我国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大致可分为政府力量主导型、社会力量主导型及基金会力量主导型三类。这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近年来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均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内外部的发展困境。而何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具有更高的培育绩效、更契合当下的社会发育水平、更具备推广的价值和可能性,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学理分析和实践检证。从静态的结构分析视角和动态的行动分析视角对三种类型的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全面比较,不失为一个较为系统的思路,可为社会治理及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多维度、全方位的依据和佐证。此外,参照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培育经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镜鉴和启示。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

对"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的重建"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表明,社区与单位之间存在一种预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关系可能的"制度复归"现象,城市社区重建之症结即脱离单位制框架的束缚,使社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重建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将关涉到中国社会从何处获得自身发展机制的问题。

公民社会:一个概念的历史考察

纵观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内涵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在古代,公民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开始提出一种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观,而在现代,人们又开始用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民社会的内涵。

国家—市场社会主义中的集体命运——市场对话与公共问题

国家—市场社会主义包含国家、市场和社会主义三个要素。这种形态下,市场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国家主义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市场被夸大和过度追求导致公共领域对话方式的唯一化,以及公共对话的缺失。而这种缺失却又不得不依靠市场对话来调节,因此陷入一种公共悖论的怪圈。要走出这种怪圈必须建立集体命运的自觉。

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对发展中国家的寓意

相关文献证明 ,规制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可以通过一般经济分析进行系统化研究 ,同时规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当规制以控制价格和市场准入为目标以免市场无序竞争时 ,更有可能降低增长并对一般生活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 ,过程规制能显著提高经济成本。不过 ,如果社会规制经过精心构思 ,它仍可能给普通消费者带来很大的净收益。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政策来改进规制的一般方法。适当的规制方法和结构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官僚政治技能、资源可用度、行政约束及经济影响等。通常需要增强地方及国家层次的规制评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