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与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的写作缘起

由于龙榆生“彊村传人”的身份,此前学界更关注他在词学研究中“传统”的一面,并将《研究词学之商榷》中的“八科”分类视为现代词学形成的标志。但1928年龙榆生赴暨南大学任教后,与胡适产生交往,他早期的《唐宋诗学概论》《中国韵文史》等著作多有引用胡适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诸篇论文中,龙榆生始终以胡适为潜在的对话对象,并试图超越。龙榆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借助“整理国故”运动主张的体系化、科学化、社会历史分析等思路,顺应主流文学研究的趋势,构建了完整的研究体系:从词体内部声律出发的声调之学,从外部文史考证出发的批评之学,以及具有综合性质的目录之学。《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的现代性体现在对“整理国故”所提倡方法的摄取,以及建构声调、批评、目录三位一体的研究体系。

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图书馆学近代转型的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相继兴起,其合力最终促使传统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舶来西式图书馆学之成果,从传播西方图书馆理念,到普及欧美图书馆学思想,进而推动西式图书馆学学科创立。另一方面,整理国故运动弘扬传统校雠学之精髓,在凸显传统校雠学与图书馆学同质的基础上推动二者对接,并促使校雠学朝图书馆学转向。前者奠定了西式图书馆学的基础,后者则敦促学界批判、继承传统校雠学说,于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经此酝酿喷薄而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揭示了学科发展的根基,尽管未能弥补中西图书馆学的失衡,但开创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开列"国学必读书目"热潮,是不同学派学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治学方法在整理国故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旧派与新人对于国学推荐书目的不同解读,以及为此产生的一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身对于国学研究内在理路思考的自然流露,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相关论争对当时风行全国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五四时期 ,在北大内部发生了一场《国故》与《新潮》之争。在这场论争中 ,论争双方既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同时也有不少共通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双方都开始萌发了某种“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意识 ,而这对胡适显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正是在此基础上 ,胡适经过自觉的总结 ,撰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系统完整地揭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口号 ,提纲挈领地阐明了“整理国故”的宗旨。缘是 ,“整理国故运动”得以而起。

“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20世纪20-4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并且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革命。其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它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国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范式的形成,为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开辟了无数法门。

“整理国故运动”的西学渊源探析

无论是从胡适等人自述 ,还是从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研究方法来看 ,曾在民国时期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都明显承受了西学的深刻影响。其中 ,在考据学方面 ,相较于中国传统学术 ,西学的影响虽不那么直接明显 ,但正是通过对西方学理的引进 ,胡适等人终于具有了一种“平等的眼光” ,从而将国学研究领域拓展延伸至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 ,并且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

现代新儒家与“整理国故运动”虽然同样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研究目的与方法均截然异趣,由此导致了双方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对传统儒学的评价大不相同,其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且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缘于此,现代新儒家对“整理国故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唯物史观派与整理国故运动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因此在发起之初,唯物史观派对此持一种颇为赞成的态度。而随着时局的变化,唯物史观派则转向反对在全社会范围内笼统提倡“整理国故”。但因为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很大的重合性,所以双方实际上在学术上形成了一种对立中的互动关系,二者往往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而研究目的和具体观点的不同,尤其是指导思想的歧异,最终促使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整理国故运动的缺陷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从而极大超越了整理国故运动,为历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

“整理国故运动”虽曾在民国知识界风行一时 ,但时至 2 0世纪 30年代中后期 ,一方面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 ,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和客观条件的限制 ,“整理国故运动”最终难以为继 ,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 ,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建立一种“平等的眼光”——论“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20世纪20-4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它所倡导的“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使国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试论晚清学术对民国“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

曾经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晚清学术的传统。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口号与主张,还是从具体研究对象和方法来看,以章太炎为首的晚清国粹派都可谓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前驱;而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古史辨派”又明显受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今文经学的启发。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整理国故运动”与孙子兵法辨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整理国故"运动带动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事其书的辨伪。学者们借新文化运动之风,秉承科学的批判精神,对孙子兵法一书进行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成就斐然。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发掘其时代价值与作用,不仅能够有效填补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对于弘扬"五四"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亦具有积极作用。

“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20世纪20～3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曾经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缘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另一方面,当时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的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

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国学丛刊》的思想渊源

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与以胡适为首的新思潮派虽然同为整理国故,但两者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冲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整理国故运动内部的两派间的论战。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在学术取向上,却不同于胡适,而是延续了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的学术理路。《国学丛刊》继承了国学讲习会以来国粹派一以贯之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走向民间:整理国故与文学史料的范畴重构

基于对传统学术中崇雅鄙俗之旧习的反拨,新文化派学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提出了平视雅俗的学术理念,并将其作为该运动的基本原则加以贯彻。在落实雅俗平等学术理念的过程中,为祛除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对民间文化的偏见,突显民间文化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整理国故运动在重估传统时将重心从庙堂转向民间,偏重于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传统,呈现出扬俗抑雅的治学取向。这一治学取向将文学史家的史料观从圣人文章和骈文律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推动了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史料进入中国文学史著的历程。

时势与理路:“整理国故”运动与吕思勉的史学道路

"整理国故"运动是吕思勉史学转换的关键和枢纽。吕氏的学术理路受其拉动,并在内外交织的紧张与调整中,走上了新的研究道路。对于吕氏史学来说,"整理国故"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这一学术潮流带来了外在时势的推动,更与自身的学术理路实现了对接并轨。在这一进程中,吕思勉走出了"国粹"派影响,他以考据为基础,以通贯研究为特色,以科学方法为支撑,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史学方法论的建构,成为民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随着史学研究的精密化及中国化日益加深,作为植根于传统的吕氏史学,与胡适为代表的"西洋汉学"在学术取径上渐行渐远,其间既有人事、学路之纠葛,更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日渐成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史学及国学研究中要求积淀,讲求内在深入研究与速成、外在式路径之间的一种对立。

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神话学——以对《山海经》的认知转变为中心

"整理国故运动"提倡用"评判的态度"、"平等的眼光"、"比较的研究"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献,使得像《山海经》等曾被视为"不雅驯"而遭冷落的古籍被纳入新的学术研究视野内,并被早期神话研究者视为探讨古史神话最重要的资料之一,对早期中国神话学研究的展开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