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刊物中的“新旧之争”——1917-1919年北大内部国故派与新文化派的对峙

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学术风气对全国学术思想有很大影响,文科中新旧观念的并存更是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围绕北大当时两种学生刊物的刊布,结合具体历史场景讨论1917-1919年间北大内部国故派与新文化派形成对峙的过程,从中看出"兼收并蓄"的校风下这两派力量在学校内部的生存状况。旧派虽然在对待新文化的态度上与新派迥异,但同时也自觉与校外旧势力区分,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校内新派在对峙中形成积极的制衡,维系了北大内部权势结构,表明新旧之间的差别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大。

国故与国魂——整理国故运动中关于孙子兵法辨伪的一场论争

整理国故运动在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向现代的转型等方面成绩显著,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在整理国故运动实际过程中,研究的范围过于局限于考据与辨伪,拘泥考据一度成为诸多国故学者的明显倾向,以致不仅出现目标与方法的脱节、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并且对当时学术风气产生某些消极影响;还有学者认为整理国故运动坚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研究取向,对凝聚精神力量、团结抗战造成不利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疑古思潮与胡适的"存疑主义"、"拿证据来"大为流行。对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在此背景下展开。学者们通过更加全面与详尽的考证,指出今之存世《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对于有无孙子其人亦存疑问。关于孙子兵法的考证与辨伪引起了另一部分学者针锋相对的反驳。围绕孙子兵法辨伪展开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不足,亦涉及了对传统兵学文化地位作用的再认识与评价。

革命的思想逻辑——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解读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就引发热议。当下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史论战、现代文化思潮、史学典范等多个方面展开,被置于不同学科领域、各种研究视阈的交叉地带,足见此书丰富多义。对于强调学术、思想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有不少学者做出了精彩论述,如梳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疑古辨伪"、"二重证据"等史学方法的继承转化~②,从近现代史上唯物史观的传播来阐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价值③,从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与不足④……本文延续并推进这一思路,旨在追踪郭沫若思想的连续性和逻辑性,由此纠偏所谓的"多变善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