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国族化:20世纪早期西方国族建筑中的现代主义

20世纪,强调“国际化”的现代主义建筑与强调“国族化”的国族主义产生深刻交集,在现代民族国家国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本文阐释了这分别带有排他性和包容性、看似矛盾的两者形成交集之成因,丰富了建筑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这一议题的讨论:一方面,现代主义建筑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与部分新生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参与到后者对其国族身份认同的塑造中;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主义建筑的逐渐国际化,这一国际式风格成为主流话语的一种体现,使西方世界中的“边缘”国家效仿跟进,成为其国族建筑风格的选择。

古典或乡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西方国族建筑形式与溯源

在近年国族主义备受关注的背景下,本文讨论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部分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初期纷繁多样的国族建筑风格以及其形成机制。本文提出,国族身份叙事和建筑语境是国族建筑风格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就前者而言,西方普适价值叙事与古典主义风格紧密联系,浪漫主义叙事则与乡土风格密切相关。就后者而言,在建筑语境长期统一的国家中,国族建筑风格相对统一;在建筑语境错综复杂的国家中,国族建筑表现则相对多元。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铁屋子”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的国族想象

“铁屋子”意象自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程,鲁迅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反复言说,构成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互文、复调结构。它的问世,是对严复、梁启超的国族想象方式的继承,更是鲁迅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与生命体验中的独特发现,表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彼时中国病态形象的观察与描述正在日益深化,并在历史、现实、文化诸多层面赋予其更为丰富、沉重的意义。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与岌岌可危的“千岁老屋”,表征了鲁迅与梁启超在身份、立场、动机与言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从“危舟”“千岁老屋”到“铁屋子”的国族想象之路,见证了清末民初知识界代际传承进程中“君子豹变”的历史细节。

“文学陕军”作品译介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翻译和接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陕西作为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重镇,在当代文学史小说创作谱系中呈现着多元化的创作风格,其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构建着中国形象与民族认同。以“文学陕军”作品外译中的地方经验与国族叙述为中心,包括景观、民俗文化、饮食、集体记忆等,有助于探寻其译介的接受障碍与发展路径。

《啊,拓荒者!》中的新农民书写与国族共同体构建

美国作家薇拉·凯瑟立足美国农业革命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社会历史语境,在《啊,拓荒者!》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兼具商人和移民双重身份的新农民形象亚历山德拉,表现出她通过新农民书写积极参与构建国族共同体的创作取向。一方面,凯瑟对亚历山德拉商人农民身份的描摹顺应了美国政府借助农业改革重划国家疆域、重构国族身份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作家对亚历山德拉移民农民身份的精心刻画透露出她消解移民浪潮引发认同危机的文化图谋。本文对凯瑟新农民书写的探讨丰富了亚历山德拉作为经典拓荒者的政治、文化内涵,否定了那些认为凯瑟“远离工业文明”的传统论调,强调了该作品是凯瑟以“古老的农村方式”参与构建国族政治、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文学实践。

阿伦特国族凝聚力思想的三个维度

国族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政治资源,国族认同建构是现代国家良序运转的基础,现代国家建构莫不致力于国族凝聚力的提升。然而,全球化时代到来,不但深度解构传统国族内部凝聚力,而且消解国家既有的国族建构方略效力。随着时空场域的变迁,使得既有的国族建构,既不能简单地凭借民族主义情绪实现公民的聚合,又难以单纯地借助国民权益的增长换取政治效忠。国族凝聚力的建设需要思想家富有洞见的思想作为源泉,从而获得全新的启示。阿伦特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从她本人对犹太民族观念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国族凝聚力思想的三个维度:容忍他者的包容社会,有序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理性,以及实现国族凝聚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正义之国。

现代主义的“再国族化”探索——南亚国家独立初期现代主义建筑的当代危机与应对

近年来,南亚多个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志性项目面临被改造甚至拆除的危机。这些建筑建于南亚各国独立初期,其现代主义风格承载了当时强调去殖民化、追求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国族叙事。然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国族叙事从“公民式”向“民族式”转变,现代主义建筑逐渐“祛魅”,不再是国族身份认同的象征,又未能融入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之中,不得不在年久失修后为发展让路,面临危机。对此,南亚建筑师们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叙事,将这些建筑诠释为现代主义适应南亚各国独立初期特定语境的结果,是追求变革与进步的理想和社会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现实之间的联结,从而将其“再国族化”,为这些建筑的保护提供合理性论证。

比较视域下《艾青诗选》英译本的国族形象建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艾青本人编订的英文译本《艾青诗选》。与艾青作品的其它海外译本相比,《艾青诗选》具有诗歌数量多、覆盖面广等优势。《艾青诗选》以“人民性”为主题,向世界传递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东方之声,并由此建构了以下三类国族形象:救亡视域下国族形象的雏形——觉醒的东方雄狮;发展语境下国族形象的延申——坚定的和平使者;共同体意识影响下国族形象的发展——自信的文化传承者。《艾青诗选》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斗争、艰辛与希望,还影响了中外读者对艾青诗歌中国族形象的接受与理解。

沙特国族主义的兴起:内涵、表现与动因

历史上,沙特阿拉伯的民族国家建构由于种种原因遭到搁置。而随着人口持续增长、政治参与预期上升和石油收入稳定性下降,沙特政治与经济上的结构性矛盾促使沙特重启民族国家建构进程。2015年萨勒曼国王执政后,沙特国内政治经历一系列变动,王位继承制度从兄终弟及变为父终子继。为确保权力向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平稳过渡,萨勒曼父子亟需强化自身权威、赢得民众支持。与此同时,沙特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沙特需要打造国民新共识以应对地区地缘战略竞争。因此,沙特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沙特国族主义,构建与统治者高度绑定的沙特民族认同,打破瓦哈比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为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改革准备条件。

从世界主义到国族主义——大同之变与康有为晚期的问题意识

大同是康有为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就康有为思想的发展线索而言,可以界分出三个阶段的大同观念:作为个人愿景的大同;作为社会图景的大同;作为需要拒斥的大同。康有为自1880年代表现出对大同的向往,主要基于其个人主义的愿景。1890年代至1902年《大同书》完成,大同表现为一种王者无外、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变法图强则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必要阶段。康有为在这两个阶段都可被视为世界主义者。但在《大同书》完成之时,康有为对大同的态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迅速转向如何建构国族的思考,并对大同抱持警惕,最终被定位为一个保守的国族主义者。康有为对大同态度转变的背后是其晚期的问题意识的变化。这既表现了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致思的前瞻性,亦可窥见其思想的内在张力与现代中国课题的复杂性。

抗战大后方电影报刊的国族叙事与新时代文化传承

大后方电影报刊在抗战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学界对于大后方电影报刊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后方电影报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后方电影生产的“缺位”,大后方电影报刊人在办刊宗旨、内容编辑等方面将电影文化与民族抗战这一主题有机结合,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手段激发着受众的民族意识,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同时,为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抗战文化提供借鉴。

博物景观的“国族”叙事——民国时期边疆博物馆建设与展陈研究

民国时期社会知识精英积极倡议边疆博物馆建设,乃因其具有“开化边民”、“让国民普遍了解边地情形”等政治、社会功能,他们希冀借助边疆博物馆的建设与展陈,生产一种与民族国家构建理念相符的国家知识,从而服务于中央政府统合边疆地方的总体目标。从具体建设过程来看,彼时边疆博物馆建设经历了一个“本土化”发展历程,不仅剥离了西方殖民主义糟粕,也摆脱了传统的“华夷之辨”。通过当时政府部门、各大高校和个人举办的边疆文物、摄影展览会可以观察到,借助展陈的边疆文物、民俗、古迹等多样态资料,旨在向受众传递“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意识。这表明,边疆博物馆及相关边疆文物、摄影展览会既生产传播关于边疆的知识,也构造符合国家统合边疆议程的国族叙事。

抗战时期“明季”抵抗记忆的“发见”和国族想象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从历史中吸收抵御外辱的经验教训,发掘民族优秀精神文化资源,书写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以鼓舞民众抗战精神,成为文化抵抗的重中之重。正是在此影响下,在民族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明季时期抵抗外族入侵的历史进入诸多知识分子的视野,出现了一个“南明史”研究和明季“忠臣义士”的书写热。作为一种抵抗“异族”侵略的象征,知识分子将目光投诸明季历史,出版史籍、开展南明史研究和忠臣英烈的书写,实与鼓舞民众抵抗日本侵略,抗战建国的政治要求密切相关。从中也可以一窥政治文化与历史文化记忆之间的互动。

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国族寓言——“灵”“天”“月”意象的新变与困境

面对清末民初的国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并将其视为兴邦立国的良方。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驱动力,重新编译传统意象符码,甚或寄托着彼时知识分子国族振兴的寓意。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灵”由个体魂魄转为国民精神的指涉,“天”从“天命正统”指向“裂天世变”之实,“月”由抒情对象具象为星球实体,三者形成了“个体—国家—宇宙”格局:以疗治民族病魂为始开启救国寓言,通过续演“补天”神话开创“新天”,并遥寄国族未来于宇宙之中。意象的现代性转变反映了国族竞争背景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灵魂精神、政治变局、国族未来的整体性焦虑,但“现实”与“寓言”之间实用治国之法的空白则隐含求索之路的无力与茫然。

论新时期主旋律戏剧的新国族形象建构(1978-2000年)

文艺所建构的国族形象,预示着它期望向世人展现什么样的国家理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歌者,新时期主旋律戏剧从不同侧面深入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农村、城市、部队,通过记录改革开放带来的山河巨变,塑造了众多真实、多样、立体的社会主义新人、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形象,建构了以社会主义新人为核心和榜样来引领广大群众的新国族形象谱系。

疏离·对抗·融合:新加坡新电影国族身份的文化建构

在全球化跨国文化语境中,新加坡新电影不断探索和型构国族身份的表达策略。在考察新加坡文化土壤和新加坡电影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结合新加坡新电影的电影导演及其代表性作品,探索电影对国族身份的建构路径与文化策略,发现新加坡新电影在诠释国族身份时具有文化对抗性的艺术特点,在叙事维度侧重表现文化主体身份的寻觅过程。新加坡新电影通过文化融合的策略,在叙事空间、伦理呈现和语言细节等方面融合国族文化身份的影像表达,从而建构当代新加坡的国人形象。通过影视化处理与艺术化表现等文化策略,新加坡新电影不仅体现了新加坡融合多元文化的历史记忆、社会情境和文化现象,而且促进了移民国家的国人对自身国族身份的文化认同感。

时空建构与文化景观呈现:新主流电影中国族形象的想象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及挑战,依托新主流电影这种大众化传播媒介,建构国族形象成为一种路径选择。新主流电影通过空间建构、时间再造、文化景观呈现建构出了国族形象。从空间对比、空间拼贴、跨国空间三方面实现了新主流电影对国族想象的空间建构。“真实”呈现历史与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想象,实现了国族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建构。政治符号、节日景观以及方言景观实现了国族文化景观呈现。

新时期中国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困境之根源及突破

认同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当前,中国台湾主流民意为“维系现状的稳定”,但“维系现状”充斥着求稳怕变的迷惘与矛盾;“中国台湾主体意识”隐含着“中国台湾认同”和追求“主权独立”的双重内涵,甚至“独立”认同泛化于“中国台湾认同”之中,但两者不能直接等同;虽然泛蓝阵营的“统派”都支持统一,但同样出现“中国认同”的矛盾与困惑。究其根源,这主要是利益指向、制度差异、负面历史记忆、国民教育指向化、媒体政治化及美国干涉等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在全球政经格局巨变、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的情势下,要突破中国台湾民众国族认同困境以促进和平统一,需要坚持“以经促政”“以和促融”“以媒传情”及制度改革等,并在军事威慑力作用下形成强大的社会磁吸效应。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族认同。

婚恋·代际·国族:论於梨华小说的家庭书写

中国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在其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成果颇丰,但由于“留学生文学”这一极其鲜明的标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家及其作品的复杂性,有关於梨华小说家庭书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见。於梨华小说的家庭书写主要表现在婚恋关系、代际冲突、国族母题几个方面,不仅涉及外在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的渗透,而且关注家庭内在代际关系和心理形态的嬗变。於梨华小说当中跨越文化差异、回归日常生活的家庭想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家庭书写文学经验,也不失为我们在全球化、世界性背景下重审当下内地家庭新变的一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