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域下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国族寓言——“灵”“天”“月”意象的新变与困境

面对清末民初的国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物竞天择”的历史进化论,并将其视为兴邦立国的良方。科学小说以救亡图存为驱动力,重新编译传统意象符码,甚或寄托着彼时知识分子国族振兴的寓意。清末民初科学小说中“灵”由个体魂魄转为国民精神的指涉,“天”从“天命正统”指向“裂天世变”之实,“月”由抒情对象具象为星球实体,三者形成了“个体—国家—宇宙”格局:以疗治民族病魂为始开启救国寓言,通过续演“补天”神话开创“新天”,并遥寄国族未来于宇宙之中。意象的现代性转变反映了国族竞争背景下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灵魂精神、政治变局、国族未来的整体性焦虑,但“现实”与“寓言”之间实用治国之法的空白则隐含求索之路的无力与茫然。

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

本文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旅美台湾作家聂华苓的华语经典小说《桑青与桃红》。认为此作的离散书写和女性话语方式在华语文学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位置,作品叙述了20世纪华人个体的流离创伤体验,同时拥有国族寓言的反思视域,以人物的历史遭际和人格分裂隐喻从抗战到冷战时期的华人离散境遇和文化政治。女性形象桑青/桃红具有华人文化英雄意味。

After“国族寓言”?—从曾梵志《最后的晚餐》说起

曾梵志画作具有强烈的"国族寓言"性质,"国族寓言"性质是其画作成为包括艺术市场在内的整个艺术界的兴奋源点。艺术品处于日益国际化的艺术界之中,"艺术价值"的判断与一种非传统的体制论艺术观念息息相关,艺术家对这种艺术观念的迎拒往往会左右其作品在国际资本介入的艺术市场中的价值。不过,体制论艺术观念亦有自身的"短板",它亦应吸纳传统功能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一些理论因素。

《红河谷》:国族寓言与文化焦虑

冯小宁"战争三部曲"之一的《红河谷》对藏文化带有"原初主义"倾向的追寻,体现了90年代以少数族群话语为资源,缓解文化焦虑,重构国族认同的意识形态诉求;而影片中不同类型的西方人角色的设置,则流露出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抗拒文化殖民与期待文化认可的双重姿态。

论李昂《看得见的鬼》——以“国族寓言”的借用及其对创作的干扰为视角

詹姆逊"国族寓言"论具体到台湾文学场域,具有了取材或映照现实政治与历史,积极干预、介入历史诠释与话语争夺,且往往与性别叙述互相烛照的台湾式"国族寓言"命意,亦即本文所称的"国族寓言"的台湾"在地化"。以李昂《看得见的鬼》为例解读其"国族寓言"的建制以及其中展演出的概念先行、意识形态至上对文本的"干扰",并指出这种"干扰创作"的情状对作家造成的伤害。

励志神话和国族寓言——台湾体育题材电影的文化解读

作为一种在艺术和工业上都十分边缘的电影类型,台湾体育电影却体现了台湾社会、台湾文化的某些重要征候。它将体育奇观和青春成长叙事中常见的励志神话、当代台湾电影中典型的国族寓言书写巧妙地缝合起来,既与大众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互动,同时又呼应了台湾社会的国族冲动与后殖民国族想象。

青年故事与“国族寓言”:陈映真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创作

陈映真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以青年作为书写对象描写自日本占据至20世纪60年代不同阶段台湾青年的理想受挫、信仰崩塌以致从"呐喊"到"彷徨"的悲剧命运。处于台湾"戒严令"的威权政治笼罩下,他无法直抒胸臆,不得不以颓败青年与破碎家庭影射两岸分断的现实,小说中内置诸多隐喻性的符码,成为詹明信所言的"国族寓言"。他的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为原点并穿越整个东亚和第三世界,超克内战和冷战的视角,打破既定的话语霸权进而讲述了一个未完的"中国故事",以文学的形式寻觅救赎的路径与和解的可能,并最终指向了创伤的疗愈。

论巴特勒小说《家族》中的历史书写和政治隐喻

美国科幻小说家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的《家族》融科学幻想小说、新奴隶叙事与历史书写小说于一炉,以穿越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了奴隶制的罪恶,引发对美国现实种族关系、两性关系的思考。小说通过新奴隶叙事的形式再现了不可再现之过去,通过科幻小说的形式言说了黑人无法言说之创痛。其历史书写隐喻着美国黑人和白人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和共生关系这一美国国族寓言。《家族》表明,黑白血脉相连,其历史经历交织,黑白的许多经历是共同体验的结果。为了避免历史重演,黑人和白人必须在历史记忆和重访过去中了解历史真相,并对美国当下语境下自由的概念和美国黑人乃至美国整个国族的整体命运加以关注与思考。

彩虹岛上家国梦——台湾同志电影的系谱与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性恋/酷儿题材电影在台湾蔚为潮流,并逐渐形成一种类型化的同志电影。台湾同志电影挑战了保守刻板的主流性政治,创造出兼具先锋性与商业性的同志电影文化。然而,台湾同志电影对同性恋的景观化再现,迎合了异性恋中心主义社会的奇观化凝视,而关于彩虹岛的同志共同体想象,则无法摆脱后殖民性与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无意识,从而与塑造台湾主体意识的主流国族叙事达成合谋。台湾同志电影建构了一个"后殖民台湾同志"镜像,其所投射的依然是台湾社会纠结于国族身份辩证的历史悲情。

论李乔与驼铃小说的政治抵抗

台湾和大马显然具有政治、社会和族群结构上的差异,不过不管是在二战前或战后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在过去的历史中她们都经历了漫长与艰苦的殖民统治压制,但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战后虽然独立/光复了,并不意味着当家做主,只是换了另一个政权、另一个主子。台湾人从日本人的统治改为国民党当政,大马华人从被英国人殖民换成被马来人主导,同样是被边缘化的命运。在这样的基础上,台湾文学与马华文学如何再现这些过去的政治和历史,把它们置于同一个平台,显然是具有比较与分析的基础。本文尝试以两位著名小说家,即台湾的李乔以及马华的驼铃作为具体的比较对象,通过他们的三部涉及政治与历史的中长篇小说作为对比文本,以政治抵抗的视角勘察他们书写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这项比较也希望展示两地的政治生态与族群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两地的作家如何替底层受压制的群体发声。

由岛至岛——论黄锦树的返乡书写

本文旨在透过黄锦树三篇自叙色彩非常浓厚的返乡模林之作《乌暗暝》、《旧家的火》及《火与土》,深入探勘及梳理作家因身份的转换即从旅台留学生到长居在台的学者,在身份转变、身份建构的漫长过程中,如何透过其返乡书写模式,呈现华裔族群在大马及跨国流动中所彰显的"他性"(otherness)和"边缘性"(marginality),从而寄寓其国族寓言、形构其离散话语及作家如何自我定位的认同焦虑。

墙和蛋的悖论——重读《1Q84》

2009年,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奖领奖台上提出了墙和蛋的理论,并说自己经常站在蛋的一边,但是,村上的这个理论并没有付诸实践,在《1Q84》中,谁是坚固的墙?谁是撞墙即碎的蛋?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按照学界传统的阐释,如果先驱领袖等同于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那么,先驱领袖无疑是那面坚固的墙,但是这面墙在青豆面前却要求自我坍塌,它不再是坚不可摧的存在,其易碎性的一面在这个女人面前暴露无遗;另一面,老夫人显然也不是蛋的代表,虽然我们学界习惯性地把她阐释为善的一方,但是她却比先驱领袖更具有墙的性质。村上对《1Q84》的悖论叙事,更多的应该当作一则国族寓言来解读,先驱领袖对幼女的强奸,对应着日本当年对中国这样的弱小国家的侵略;而老夫人对受害女孩的庇护,对先驱领袖的攻击,象征着盟军这样的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先驱领袖的主动受死,则隐喻了天皇在强力面前宣布投降。正是日本投降之后,世界重新得以回到了常态,恢复了原状,从《1Q84》回到了《1984》。

施叔青“台湾三部曲”的服装元素与身份政治

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展现了台湾政治与文化的百年变迁史。清政府、日本殖民者、国民党统治台湾后,分别以各种形式的规训力量对当地民众的文化身份进行改造,以符合当权者的政治意识形态需求。本文从“三部曲”中的服装元素入手,以主要人物穿着的戏服、和服、大陶衫、旗袍、洋服来考察权力掌控者对底层民众的改造方式,探寻服装与性别、民族、阶级话语耦合的过程,以及服装与主体身份认同相混杂时蕴含的复调美学。在此基础上,本文对隐含作者建构的本质化“国族寓言”说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以道家阴/阳辩证身体观来看“亚细亚孤儿”身份界定的复杂性。

论欧大旭作品中的“大马”认同及吊诡

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作品中的马来(西)亚认同有其发展路向和独特之处。他立足于反殖民/去殖民的大历史维度,着力借助精彩的多重叙述重构大马历史,同时又借笔下角色以小见大地呈现叙事背后的国族寓言。

北美华文女性小说的想象图谱

女性书写是北美华文小说的一道独特风景。在这一系列女性小说的想象图谱里,包含了性别叙事的细腻笔调、国族寓言和身份属性意识,同时也绘制了华人移民群体充满断裂与突围的情感场域。

主持人语

詹明信说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国族寓言。这一论断因其多少带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受到很多人的诟病,我们却绝不可以因此就忽略了其洞见——辛亥革命前后的阿Q,刚刚一脚踏入改革开放的陈奂生,哪一个文学典型不是隐喻了一个时代?正因为看了太多的国族寓言,惯于以国族寓言的眼光看文学,我们才为《小团圆》中比比的警句而震悚: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大陆文学心心念念于国族,马华文学则更离不开原乡、根、离散等国族话语了。

重申“旧法”还是另造“新法”?——论抗战时期木兰从军故事的电影、话剧、桂剧改编

在对"木兰从军"的解读中,民族主义与女性主义常被视为两个相互冲突的角度。然而,在抗战时期四部具有代表性的木兰从军故事改编作品中,通过对替父、从军、还乡三大环节的改编设计,女性经验不是扰乱了国族寓言,而是给战争动员和民族主义表达带来了更多活力。木兰所代表的既是女性,更是年轻一代。木兰的故事涉及谁能决断"例外状态"的问题,更蕴含着"公"与"私"的相互包容。木兰从军故事在抗战时期的兴盛,并不一定象征着"旧法"即父权与君权的再度来临,而是可能引申出与全新战争观念、初步的"人民主权"理念和理想社会秩序相关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