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由重在国家建构到重在国族建构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国家建设中的国族建构滞后于国家建构,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中国进一步走向强盛。因此,有必要将体育发展的重点由促进国家建构转向促进国族建构,将"强国体育"转型为"强民体育",通过体育推动中华民族的囯族一体化和国民现代化,这包括以体育促进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国族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国族的社会整合及培养国民的现代意识。

国族建构语境下国人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认识——侧重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地区

民国时期边疆危机突出,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亟须各族团结,国族构建成为当时急务。但因国内文化多元,族群众多,边疆教育成为构建国族的重要途径。西南地区在抗战时期成为民族复兴基地,此区域的边疆教育倍受国人关注。因此,梳理国族构建语境下国人对西南民族多元文化与边疆教育方略的论述,可以了解当时国人为构建国族与发展边疆教育所作的学术努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竞技体育的国族建构作用及实践方略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国家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从国族建构的角度深入挖掘竞技体育在这一伟大征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竞技体育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强化的国族建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服务于国族建构的实践方略。研究认为,竞技体育的国族建构作用为凝练国族意识、激发国族情感、实现国族认同。研究建议,新时代竞技体育发展服务于国族建构,在于以生活体育和大众竞技参与提升民众的获得感、以均衡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以竞技争先和中华体育精神提升民众的自豪感。

惠特曼的后殖民迷情与国族建构

随着当下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惠特曼创作的文本内涵又将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站在当下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其诗歌中隐含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意识进行再审视,并在话语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重构。本文从分析惠特曼具体诗作入手,探讨惠特曼创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惠特曼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19世纪西方人乐意颂扬和加以理想化的扩张意识,也把西方人的拓殖使命视作辉煌的文明进程,一味凸显“拓殖者”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基本上忽视了殖民进程中的被殖民心态和所处劣势的被迫性,展示了一个“被悬置了权力关系”的想象式文字世界。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研究

伴随着西南边疆(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的日渐凸显,巩固西南边疆,团结西南各民族共同抗战,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此项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西南边疆各个民族对国家向心力的形成与强化,也就是其国家意识的形成与国族观念的强化。为此,在蒋介石中华民族"宗族论",以及知识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同源论"等思想和言论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西南边疆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边疆各民族的国家意识,进而建构和强化同源同种的统一国族意识。这些国族建构活动,就国内而言,是民族与国家整合的一种尝试;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大泰族主义等侵略和分裂中国的思想和言论的回击。

国族建构:中国如何实现对苏联的“否定性超越”

为了构建一个坚固统一的"苏联人民共同体",苏联从民族利益的经营、意识形态的模铸、政治符号的表意、集体记忆的重构、民族英雄的想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恢宏刚猛的国族建构,然而,在意识形态僵化和大俄罗斯主义主导下的国族建构,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和政治权威的流失,其内在固有的弊疾——过度性、矛盾性、闭合性和单向度——不断凸显,最终使得国家共同体的谋求成为了镜花水月。有鉴于此,我国的国族建构应当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体系,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多维互动的族际协商平台。

清末民初国族建构的困境

清末民初是国族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国国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形成过程一开始就受到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近代国际体系的深刻影响,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设置的困境之中,同时受到国内的种种因素的干扰,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共同导致了国族建构的困境。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挑战,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势力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儒家视角的观照与反思

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是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在满清帝国基础上重建的现代国家,中国的国家建构更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应该承认,我们仍然处在这一艰难的建构过程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中国这一概念和实体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历史演进作一宏观观照,可以唤起和促进人们对这一问题之重要性体认和把握。以此为宗旨,文章对当代思想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特征和价值诉求进行了简单分析,对儒家思想本身及其与现代社会的连接方式文章也有所论及并提出了自己公民宗教论的思路。

论战、选择、趋同:晚清民国时期国族建构视域下的中华民族观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作为清政府反对力量的革命派,基于排满革命的立场,主张满汉对立,强调汉族与满族的民族属性不同,从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民族主义革命。面对革命派的革命宣传与民族主义革命,立宪派为了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统合全国力量,因此提出五族共和的民族一体融合论。两种不同的中华民族观,基于各自的目标展开论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民族、疆域之基础,选择并正式确定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及至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全民族的认同,对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国族建构与城/乡叙事中的性别政治——以岳野的《同甘共苦》及其批评为考察中心

1956年,在国家意识形态自上而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岳野的话剧《同甘共苦》因其题材的"个人性"和"私密性"引起了广泛争论。《同甘共苦》的男主人公孟莳荆作为革命者和建设者,承担着国族建构的宏大任务,华云和刘芳纹两位女性则作为城/乡叙事的主体出现在他承担历史任务的不同阶段。她们在孟的生活中的显/隐及其地位并不取决于感情,而是与是否符合以男性、阳刚、强力等为美学特征的现代化国族建构对女性身份认同的要求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从"城/乡"、"新/旧"等现代性命题剖析其中蕴含的性别政治,可以看到国族建构与性别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走向社会的女性主体在实现自身价值时所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

卢旺达大屠杀由来和国族建构前景的反思与再分析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卢旺达胡图族、图西族之间的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是由部族动乱引发的难民问题,经济发展停滞、人口激增、殖民者人为划分种族身份、国际背景下民主化运动兴起等诸多因素共同导致其发生。通过对卢旺达从部族和平相处时代、“种族身份被制造”的殖民时代、民族边界清晰的大屠杀事件、战后民族身份模糊直至国族建构过程的详细考察,深入分析民族冲突之后卢旺达人的国族建构路径,并将这一“去民族化”实例与当前卢旺达社会发展情况相结合,对卢旺达大屠杀的缘由及其国族建构经验进行反思与再分析,以期深化在国际社会影响下新生国族共同体对整个国家发展前景重要作用的认识。

印度国族建构框架的失衡与反思--以《公民身份法修正案》风波为例

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印度多地爆发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折射出印度国族建构在理念、制度和实践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在国大党的主导下,印度独立初形成了由国族理念、相关制度和可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权的强势执政党三者共同构成的国族建构体系,但是其中的政党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这次抗议中有两个典型案例——阿萨姆邦和沙欣巴格抗议。阿萨姆邦抗议体现出复燃的地区语言民族主义,沙欣巴格抗议则体现出两种印度民族主义的对抗。从二者的历史根源、直接诱因和核心诉求可以看出,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之所以同时引发地区语言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政治动员,是因为印度人民党的强势执政进一步打破了已有国族建构框架的平衡,而新的平衡尚未完全形成。

政治整合视阈下的菲律宾国族建构——基于三个例证的分析

在民族国家时代,国族建构是后发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重要内容。菲律宾民族构成复杂,其国族建构具有明显的政治整合色彩,“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方式兼具。通过三个典型例证的分析,即反殖斗争对菲人国族意识的激发、菲化政策对菲华民族交融的促进、政府消解摩洛分离主义的多方尝试,总体可以看出菲律宾民族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的成就与挑战。作为典型而又具特色的后发多民族国家,菲律宾国族建构之路依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问题和挑战,任重而道远。

边疆、民族与国族建构——20世纪40年代的旅边写生与哈萨克族人的形塑

20世纪40年代西行艺术家对边地族群的写生与表达,汇入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边疆题材不但是理解中国多族群的独特透镜,也是探寻美术变革、凝练民族形式的重要载体。本文考察了边地民族晚清以来的认识理路与表现脉络,聚焦西行艺术家对哈萨克族群的写生与形塑,讨论边疆题材与国族想象、民族形式探索与现代主义探寻之间的多重互动。

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构——以科恩双重民族主义为路径的分析

本文梳理了汉斯·科恩(Hans Kohn)开创的民族主义二分法,并以此为理论出发点,分析了哈萨克斯坦在面临国族建构困境时,在两种路径之间的摇摆与探索。公民/族裔的二分法可能为探索民族主义机制提供有启发、有价值的视角,却也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道德缺陷和时代局限。作为“理想型”的二分法在政治实践中的区分度很低,很难成为不同国家国族建构的分类标准;不论西方或东方,当面临族裔与公民的两难困境时,国家常常不得不使用模糊策略,在公民/族裔的民族主义之间维持谨慎的平衡,以随时应对不同时期的内政外交挑战。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中的性别书写与国族建构

《三个叛逆的女性》作为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以其叛逆的女性形象和独特的史剧观念备受关注,但相比于郭沫若抗战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剧研究,学界对其早期历史剧的研究相对薄弱。

民族冲突后的和解与重建——以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后的国族建构实践为例

国族建构是多民族国家在现有民族国家框架下协调单一与多元的主要途径。在民族冲突治理过程中,国族建构究竟如何展开才能在现实中真正服务于民族和解的大局,而不仅仅是一项自上而下强加给民众的制度安排?卢旺达1994年大屠杀后围绕国民身份重建开展的和解实践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这项诞生于极端民族冲突背景下的政策从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将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有机融合,而国族建构与发展事业的结合,使得共同体的新生成为民众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起点。卢旺达的经验有助于思考国族建构的宗旨和路径等基本问题。

统一国语与建构国族:台湾光复初期山地国语运动的思考脉络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处理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在制度架构和政策设计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内部向美国学习、将多民族的中国"改造"为只有中华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国家观和国族观,也是民国政府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主轴。台湾光复后在原住民地区推行的"国语运动",是这一民族同化政策在台湾的传承和延续,而1980年代兴起的台湾"原住民运动"既是国际土著人运动在台湾的反应,也是国民党当局对原住民实行民族同化政策的后果。

以族聚民:国民整合与中华民族建构的发端及遇合(1895—1925)

中日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式天下体系的瓦解,近代中国由王朝国家转型为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革命、改良、立宪各派均认为,亟需提升国民程度。而时之中国人实则一盘散沙,欲论国民程度,既要促国民独立,也须促国民合群。这时,先期觉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日本舶来民族主义范式,又基于中国历史创制出中华民族概念,将之视为国民合群符号的不二选择。经过资产阶级各派别的不断论说与辛亥革命等事件的催化,呈散在状态的国民逐渐被包裹到统一的民族主义中,及至化为一个以中华民族为称谓的民族共同体,促成了“国民”与“民族”在中国场景的遇合。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被赋予国族形式建构,成为凝聚国民共识和展开国民动员最为重要的价值标识和政治机制。于是一条“以族聚民”的现代性逻辑,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革故鼎新中呈现出来,并持续影响了中国民族政治的发展演变。

争论中的国族与国族建构:内涵、路径与评价

国族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是国与族的融合,其内核是国(国家理论),而族(族性理论)是修饰性的。国内学界围绕国族建构尤其是中华民族建构的讨论,至少形成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认同、边疆等分析视角,各视角均有其侧重与优势,也有其局限性。民族国家视角主张国族建构是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国族概念强调国与族的融合、相遇,但也摆脱不了国与族碰撞的问题。民族主义视角的意义与动力在于,它既是其建构的动力(良性的国家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也可能是其建构的阻力(极端的族裔民族主义)。国族建构的认同视角展现了国族最终指向合法性问题,它关联着多元文化群体的多元认同。边疆视角重在从空间、地缘和社会等维度解构国家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