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制权转让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国有控制权转让会给企业带来诸多影响。本文以2008~2022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有控制权转让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控制权转让降低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并且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国有控制权转让增强了大股东掏空动机、提高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进而降低了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制权转让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抑制作用在地区法治水平较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和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对于国有控制权转让如何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有控制权转让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吗

当前,绿色创新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国企改革背景,以2010—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国有控制权转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国有控制权转让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影响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国有控制权转让后,非国有控股股东通过金融资产投资和降低社会责任水平抑制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和媒体关注度越高,国有控制权转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越弱。研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为推进我国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和参考依据。

国有控制权转让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监督还是掏空?

非国有股东治理效应的发挥是全面深化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当国企控制权发生转让时,非国有控制性股东可能由监督动机转变为掏空动机从而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本文基于国企改革的制度背景,选取了2009-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国企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控制质量层面实证检验了国有控制权转让对改制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并从非国有控股股东的成本敏感性、合规遵循度以及掏空动机三个维度探讨了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控制权发生转让会显著降低改制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但国有控制权转让引起的改制企业组织变革和组织内部政策的不稳定性并非内部控制质量降低的主要原因;(2)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让后,非国有控制性股东较高的成本敏感性、较低的合规遵循度以及较强的掏空动机是降低改制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原因;(3)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让后,较好的外部法制环境、较高的内部股权制衡程度会显著抑制国有控制权转让对内部控制质量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丰富了我国国企改革中非国有股东治理效应经济后果和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对推进我国国企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多个大股东、国有控制权转移与控制性投资

控制性投资能提高内部资本运营效率,但也可能增加代理问题。运用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取动态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有控制权转移对控制性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结果表明:国有控制权转移促进了控制性投资,国有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控股股东掏空效应来增加控制性投资,多个大股东对国有控制权转移的控制性投资促进效应具有负向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控制权转移的公司通过控制性投资实现了行业变更和规模扩张,但其更倾向于高溢价控制性投资且扩张效益较低。此外,国有控制权转移对控制性投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上述研究结论从控股股东掏空效应和多个大股东治理效应的视角,揭示了国有控制权转移是影响公司控制性投资的重要因素,不仅为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甄别公司控制性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还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权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国有股留存控制权、政治联系与企业投资效率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没有实行大规模的民营化,而是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增发股票实施部分民营化,政府主要通过国有股留存控制权和任命有政治联系的高管来控制企业,实现对企业投资活动的干预。这种模式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了何种影响?选取2001-2012年沪深两地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了股权部分民营化模式下国有股留存控制权和政治联系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留存控制权和政治联系单一因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负,两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国有企业股权部分民营化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政府可以通过保留大量国有股权且任命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来控制企业,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财政分权度与国有企业控制权配置——政府与市场边界迁移的理论与经验解释

围绕国有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马尔科夫精炼均衡模型,在求解博弈均衡的基础上探究均衡迁移的内生性原因,为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度的变化与国有企业控制权的不同配置提供解释。研究发现:在改革初期,相对于市场,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占绝对地位,此时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职能以实现各自效用的最大化,中央政府实施财政分权,而地方政府则维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随着市场的发展,产品价格实现基本统一后,国有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宏观调控职能为以市场为媒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所替代,此时的均衡路径为中央政府实施财政集权,而地方政府转移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亏损补贴和国民收入影响中央政府对财政分权度的选择,但推动均衡路径迁移的关键变量是市场化所决定的国家宏观调控参数。

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考察证券公司治理中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决策机制是否有效是评价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途径;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在内部和外部机制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并具有内部人控制的鲜明特征;股权结构不合理和股东性质单一是造成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的核心问题,而改造国有成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会计信息在公司债契约中的有用性研究

文章利用2001—2010年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数据,探讨了会计信息的公司债契约有用性。研究结果发现,发债主体在发债前一年的现金流量、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波动性和杠杆率与公司债发行时的票面利率显著相关,并且发债主体分别为城投类公司与非城投类公司时这种相关性存在明显不同:会计信息与公司债利率的相关性在城投类发债主体中更弱,这与政府对某些资源分配的垄断权导致会计信息在公司债契约中的有用性被削弱有关。

Private Benefits of Politicians and Delayed Privatiza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ider the problem of politicians＇ contro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 transforming economy. The control of a company can be treated as a choice of a strategy pursued by this company. In order to present politicians＇ influence on a company＇s strategy, we consider the case of a firm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reasury （i.e., by politicians） and a company outside politicians＇ control, both functioning in a favorable and an unfavorable state of the economy. We propose the option-to-switch valuation model as a method of measuring politicians＇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We illustrate the considerations using data concerning Poland＇s printing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