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交通部的干路国有政策评析

民初交通部推行干路国有政策,在短短两三年内即有别于清末而一举取得成功,此中因由,首要的因素是得益于交通部对局势的准确把握;而交通部有能力顺利推行干路国有政策,与该部关系至为密切的总统府秘书长、交通系首要梁士诒的影响巨大;此外,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作用不可低估。民初干路国有政策虽然取得了成功,可问题依然存在,主要集中体现为民股偿还中的尾欠问题。尾欠之外,交通部在自我定位方面也缺乏现代意识,以致干路国有政策难以彻底贯彻落实。总体看来,交通部所推行的干路国有政策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正是我们解释为什么民初经济发展中的不发展的钥匙。过去学界只重视、肯定民间实业,忽视政府视角,乃"商办情结"在作祟,以及革命史范式的制约,并不足取。

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清政府实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加快干路建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溢权较少。川、粤、湘、鄂四省广大商民掀起保路运动,其因在于清政府以封建专制之法,强行"干路国有"之策。

晚清干路国有政策再认识——以政府决策为中心

决策者的素质和当时周围环境促使了清政府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从政策本身而言,清政府把干路收归国有。是一个合理的决策,但由于政策执行前的准备工作不充分,既没有做广泛的宣传和说服工作,也未通过资政院和谘议局认可,而用专制的方式强制收归国有;当国有政策遭到反对时,不是灵活地化解危机,而是一意孤行,坚持强硬手段,当发现决策中的错误时,却拒绝任何修改,最后导致后果无法收拾。合理的政策加上正确的执行,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关于国有政策性投资管理公司发展的几点思考

随着国资监管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实现对参股控股企业有效的监管,改变国有政策性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出资企业想管又不能管、又管不到位的的尬尴局面,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是公司在新的国资监管体制下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论清末的干路国有政策

清末干路国有政策在推行的时机上操之过急,应当缓图;其推行者盛宣怀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在于策略过于强硬,缺乏灵活性;方法上的错误集中体现为股本摊还缺乏政治眼光,斤斤计较,与民争利。考虑到该政策在民国后所取得的截然不同的良好效果,加上世界铁路国有趋向的大势,可以得出结论:干路国有政策是在错误的时机、由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法推行的正确政策。

论晚清干路国有政策失败的政府决策因素

清政府把干路收归国有,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民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决策前的认真筹备,仔细研究必不可少。而清政府既没有做广泛的宣传和说服工作,也未通过资政院和谘议局认可,用专制的方式强制收归国有。当国有政策遭到反对时,不是反思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化解危机,而是坚持强硬手段,更加疏离和激怒了民众;当发现决策中的错误时,却依旧一意孤行地执行下去,拒绝任何修改,最终导致决策方案无法顺利实施,决策目标不能最终实现。

工人评职称:国有政策企业该有何对策?

编者按近年来,许多地方和企业围绕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出台了许多办法,比如开展各类工匠表彰宣传活动,在一些岗位设立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制度,对部分高技能人才试行年薪制、探索股权激励、遴选"工人教授""技能专家"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2020年12月,随着人社部出台《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不少企业也在更被关注的、更能决定优秀技能人才的身份、地位、待遇的职称资格评审上开展了探索。本期企业广角,让我们一起走进企业,看看都有哪些举措。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地方士绅与官僚内部利益之争

在旧中国铁路作为先进交通工具扮演着重要角色,铁路修筑权与经营权是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1904年清政府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客到商人,开始争夺川汉铁路的筑路权。1910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引发的四川保路运动是四川绅民以争取地方利益为出发点,同各派政治势力展开的一场争夺战,进而导致了各派利益的冲突,最终在各方因素影响下共同促成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开展。

民初民营铁路政策调整述论

民国初年,各省创办于晚清的民营铁路陆续被中央政府收归国有。这标志着自收回利权运动开始后,民间大规模参与铁路建设的实践宣告终结。民营铁路自身的困境,政府对铁路整体布局的要求以及民国政要对铁路国有政策的大力倡导和亲身实践,都是民初铁路国有政策成功的原因。但也留下了一丝隐患。实际上,国有和民有铁路各有所长,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中国铁路发展的出路。

浅谈清末关于铁路的国有民有之争

传统观点认为清末铁路国有政策是错误的 ,并导致了保路运动。本文试图分析清末关于铁路国有和民有的争论 ,证明国有政策是有其正确性的 。

川汉铁路宜昌工程与四川保路风潮

川省川汉铁路未经充分勘测及论证就决定取道湖北宜昌并从该地贸然开工,此一举动对后续川路的路事、路潮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工程艰难、省际纠纷、舆论指责等诸多因素的干扰,宜昌路工建设举步维艰、成绩有限,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并促成了清廷干路国有政策的出台。1911年清廷收路借债的一应举措推出后,川路驻宜总理李稷勋等宜昌路绅有鉴于宜昌路工的危险动荡情状,提出了维持路工、保全路款的应对方案。而成都保路士绅则认为借款合同丧权卖路并决议“破约保路”,随后提出了提回路款、停止路工的反对方案。双方的矛盾分歧推动了保路风潮的激化,随后酿成了成都罢市,为四川路潮最终走向决裂埋下了伏笔。宜昌路工史事的揭出将有助于补充川路史事的部分缺失,从而深化学界对于四川保路风潮的相关认知。

日本在南京国民政府白银危机与货币改革中的角色分析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沉重打击,日本国内的经济恐慌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日本亟须拓展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困境。1934年夏世界银价被大幅度抬升,我国白银出现巨量外流,中国由此爆发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中国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为了扩大日本对华经济侵夺并削弱国民政府调整货币与金融的能力,日本利用治外法权从中国走私巨量白银并运往国际市场售卖。日本的运银行为加剧了中国白银货币严重流失的困境,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推行废除白银本位的货币改革。

论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态度之转变——兼谈资州起义若干问题

1911年5月,清政府在颁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谕旨后不久便重新起用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最初坚决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也较为强硬。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不断发展,清政府决定派端方入川查办。受清廷对四川保路运动处置办法的适时变化、朝野上下主张对四川保路运动采取和平方式、端方入川前后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端方与赵尔丰、岑春煊等人的矛盾斗争等因素影响,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态度也渐趋温和,转变为采取和平手段宽大处理、一定程度满足四川人民要求。但这未能阻止四川保路运动的迅猛发展,端方本人最终也难逃厄运,于11月27日夜在四川资州被起义的鄂军杀害。

川汉铁路股款亏蚀问题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

由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所引发的川、湘、鄂、粤四省保路风潮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导火索,是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学界对其成因、演变和影响等进行了诸多论述。但既有研究相对侧重于对清廷干路国有政策、四国铁路借款合同、邮传部收路办法等“外因”的辩析,对四省铁路自身成败、士绅内部意见分歧等“内因”的探讨似稍显薄弱。

邓孝可与四川保路运动

最早,我们是在民国年间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新民报》创办人之一邓季惺先生的自传中看到邓孝可这个名字的,他是邓季惺的伯父。后来听邓季惺的子女吴敬琏姐弟叙说家族历史时,谈到过这个"大外公",第一印象是他娶了好几房太太,孩子们根据她们的姓氏,唤她们为"苏外婆"、"郭外婆"……据说其中一个太太还是旗人。

端方与初期四川保路风潮

本文通过论述端方在执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一些措施和方针，以及川人对于端方政策的激烈反对和随之而来的保路风潮，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端方真实和巨大的作用，其中穿插的权力角运，进一步明晰了当时混乱模糊的局势，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端方在执行政策中一些想法和意图。这些努力希望能对还原早期四川保路风潮的原貌有所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