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企业规模扩张与企业经营绩效——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评估

本文基于200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3—2010年上市公司A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结果显示:第一,该预算制度的实施没有有效改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03—2010年这一时期的经营绩效;第二,该预算制度的实施刺激了企业规模扩张;第三,税后利润上缴比例越高,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深。本文认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分离,激化了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只有加强完善国资监管体系,才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和投资效率。2015—2019年国企净资产收益率基本保持平稳印证了完善监管的必要性。

关于国有资本收益缴纳有关问题的思考——以某中央事业单位投资企业为例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我国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以下简称“国资收益”),支出主要用于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以及弥补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具体包括应交利润、国有股股利(股息)、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企业清算收入等。实践中,人们对国资收益收缴的认识不一,本文欲结合实际情况,对中央企业应如何缴纳国资收益,尤其是事业单位从其所投资成立的国有股份制企业获取的国有股股利(股息)缴纳国资收益的有关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论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及监督管理

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要来源,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确认和管理是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必要环节。通过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构成的认定,进行国有资本收益确认的分析,它包括对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会计收益进行确认和对国有资本应当分得的收益进行确认两部分,进而明确加强国有资本监管的目的是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国有资本收益权的保障:现实问题和监管策略

基于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试行以来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及控股上市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的现存问题和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认为,我国国家出资人的国有资本收益权基本得到了保障;但我国央企集团公司形成的特殊路径所造成的公司内部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资本收益权的实现。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完善的若干建议

本文认为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某些条款表述不严谨、规定不适当的缺陷,不利于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用的发挥,并对此提出了改进意见。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征缴比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征缴比例不仅因能体现所有者权益、弥补两大预算缺口、遏制企业过度投资和避免国企过度消费红利而成为必要,同时也因近年来国企较强的盈利能力、过低的征缴比例以及前期改革准备使提高征缴比例具备了一定可行性。本文的博弈模型与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定性分析。结果显示,仅根据资源型和一般竞争型标准划分收益征缴比例的办法是不合理的,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资本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等因素,制定规范可行的机制约束制度,使企业主动接受国家政策,而不至于在反复博弈中偏离合作博弈轨道,破坏长期循环合作博弈的风险机制,同时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交流平台,并同步推进相关配套改革。

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与企业金融化

近年来,“脱实向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基于2003—2019年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对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制度显著抑制了央企的金融化程度,且收益上缴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特别在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配置长期金融资产时。同时,当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融资约束时,金融资产的“蓄水池”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利润上缴对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提升还能够有效缓解金融化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引导企业资金“由虚转实”,预防金融风险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改革与路径分析——基于国有资本预算“新政”实施的路径探析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现行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改革中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具体包括:分配比例低、收益分配决定机制"一刀切"、收益分配配套机制不健全等。笔者认为,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改革路径应从以下三方面逐步推进:首先要划分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其次要改进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最后要构建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机制。

论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的宪法定位

从宪法学的视角来看,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不但有赖于对我国宪法中公有制所秉承的价值理念进行阐释,也有赖于国家机关职能的定位、责任的确定以及公民受益权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既是广大人民群众公民权利实现的过程,也是宪法在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充分发挥其在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的过程。因此,对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进行宪法定位尤为必要。

国有资本收益向养老保险基金配置的合理性与科学性研究

国有资本收益向养老基金注资是国企利润分配的一种最优方式之一。因为国有资本属于全民共有的一种公共资源,其经营性收益理应为全民共享,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资本收益更多地向民生和社会保障倾斜的政策规定。而养老基金是社会保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其缺口巨大,严重影响到了国计民生和社会福利,因此这一缺口的弥补既重要又紧迫。以国有资本收益来充实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具备可持续性。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与红利分配——对比分析与特征事实

以中央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探讨国有资本收益收取与国有企业红利分配关系,总结国有企业红利分配的特征事实。对比发现,反映在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决算中的国有资本收益与数据公开的中央企业集团红利分配在不同年度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中央企业各年度红利分配与上一年度净利润等数据间关系后得出,红利分配与净利润存在"利润减红利增""利润增红利减"两个背离期。造成背离期出现的可能原因在于缓解财政平衡压力的需要,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预留政策空间等。依据红利分配率分组检验发现,超额分配组主要集中于利润较为丰厚的垄断及一般竞争性行业,在"两利"方面的显著强势突显了其超额分配的必然性,在资产负债率和研发投入强度方面的显著弱势初步印证了超额分配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论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的改进——EVA留存分配制度

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是我国当前国有资产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不仅影响着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而且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以及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文章针对现有国有资本收益比例过低的现象,提出"EVA留存制度",通过EVA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制度中引入资本成本率,企业只留存自身创造的经济附加值,其余收益上缴财政。

论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及监督管理

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是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国有资本收益确认是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的基础,它包括对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会计收益进行确认和对国有资本应当分得的收益进行确认两部分。加强国有资本监管的目的是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与预算管理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2007年央企资本收益收缴预算的试行以及2008年全国各省市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与预算管理的全面展开,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与支配已经进入全面实质操作阶段,各地均制定了相关试行条例。但作为一项试行的新制度,国有资本收益收缴与预算仍然在相关法规、企业制度、财政制度等相关方面存在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将从资本收益的收缴和预算支配两个方向对国有资本收益相关制度进行思考,进而对我国正在试行的国有资本收益相关制度提出改进建议。

兵团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管理办法探析

通过对兵团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管理办法解读,文章主要对兵团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管理办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析。研究结果表明,兵团现行的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办法存在着征缴主体不合理、计提基础不科学及计提比率过高等突出问题,适时修订兵团国有资本收益上缴管理办法已势在必行。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之修改建议

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某些条款表述不严谨、规定不适当的缺陷,不利于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功能的发挥,有必要加以改进完善。

国有资本收益收缴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

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国务皖常务会议决定从2007年开始在中央本级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表明国企13年不向政府分红的历史将结束，这是党中央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推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管理

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资本收益,是指国家或国家授权经营机构,凭借在经营性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取得与出资人相对应的税后利润、国有产权(股权)转让收入等形式的收益。当前,国有资本收益管理中存在制度建设滞后、有法不依和监督不力等问题,导致国有资本收益流失,使国家权益受到侵害。

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做好国有资本收益收取工作

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收取国有资本的部分收益,是近二十年来国有企业分配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和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两个文件精神,做好2010年省属企业实现收益的申报上交工作,对促进我省国有企业转型跨越发展意义重大。